中国历史上的贵族是如何被毁掉的

作者：三水小牍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看来，中国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剧变，其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中国社会从唐代的“贵族社会”转变为宋代的“平民社会” 。宋人郑樵曾讲：“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然则自五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

换句话说，在唐代，一个人的家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宋代，人们则并不在意这些。这也是“唐宋变革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即中国社会统治精英集团的性质和构成的转变。自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门阀士族一直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造成了他们的陨落？谁是真正的士族撕裂者呢？一、科举制度的瓦解力一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度扩大后，门阀士族和新兴的科举进士阶层之间经常展开党争。但笔者认为，科举考试仅能保证任官的资格，随后的任命程序，包括单独的铨选，对于决定某人在官僚机构中的实际职位更为重要。唐代科举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旧时的门阀大族所把持，并未如宋代以后所呈现出来的那样发挥全部的效用。宋代印刷业的普及之前，只有富裕及出身大族的人才能接触到手写版书籍。如果一名考生想要取得功名，就得把这些书籍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东西。譬如：晚唐的宰相牛僧孺在隋朝的祖先，曾获得皇恩，得到了长安城南数顷土地以及千卷藏书。这些财富在该家族手中保存了三个世纪。牛僧孺后来也回忆说，这些宝贵的财富在他年轻时的学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况且在士族把持的影响下，科举制常常会对于门阀士族有很大的政策倾斜。如在京兆府解中取得前十名的应试者，会取得“等第”的身份，这往往能确保其在全国性考试的及第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有“拔解” ，即允许住在长安或洛阳的人，完全通过外地州府解送礼部应试。而这一区域，常常是门阀士族们的主要集中居住地。唐代科举中，人际社交网络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荐请关系在科举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很重要。应举之前，考生需将自己的诗文散章呈递给荐举人以及知贡举，希求获得权贵的荐举。时人谓之“温卷” 。我们所熟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咖，都曾有过“温卷”的经历。

杜甫未成名时，曾向韦济投送自己的诗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后来韦济当了尚书左丞，杜甫来到长安又向韦济送上自己的新作，以求举荐。诗中有“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句子，诉说了自己从二十四岁在洛阳应试落选，十三年来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苦闷心情。诗中还写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科杨雄敌，诗看子健亲。 ”展示了自己的才学和抱负。这首诗引起了韦济的重视，杜甫终于受到了赏识与举荐。得到举荐后，及第的考生会私下以“谢恩”礼拜谢座主，这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成功，有赖于和门阀士族的关系。在唐代，家族声望依然是官员仕途的决定性因素。家族靠着代代积累建立起来的声望，也为裙带关系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恩荫”制度就是很好的例证。所谓恩荫就是指，身居高位者有权为亲党谋得官职。 “恩荫”本身就标志着一种荣誉，反映了亲党之中有人身居高位。晚唐沈既济的《枕中记》中，突出描述了门阀士族对进士科的垄断。故事里一位来自河北道南部邯郸地区的一个富家子弟，将其伟大的抱负告诉给了一个道士，后者送给他一个瓷枕。当这位年轻人枕上之后，以另一种人生苏醒。在这里，他娶了大族清河崔氏家族的女儿，并在妻族的帮助下，于来年进士及第。随后，他长期居官，并操办所有儿子的婚事。其中还包括“天下望族” 。直到临死，他才从梦中醒来。虽是南柯一梦，但从中我们可以管窥唐代科举之全豹。重视门第的风气在唐传奇小说中也比比皆是，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往往受到世俗门阀观念的影响，在介绍人物出身时，总是不忘注明其门第、出身。如《游仙窟》里的女主人公琼英是崔姓；《莺莺传》里的女主也姓崔，而莺莺的母亲姓郑，是荥阳的郑姓；《柳毅传》中的龙女，后来化身为范阳卢姓女；《霍小玉传》中的李益，遗弃霍小玉，然后和他匹配的女子是范阳卢姓；沈既济《枕中记》中，卢生梦中所娶的女子是清河崔姓。唐传奇中还有很多描写人间男子与神女的婚恋故事，如《韦安道》《崔书生》《裴航》等，这些人神恋类型的小说也曲折反映了士人婚姻观念的门阀意识。男主角多是没有门第、没有财富、又没有功名的落魄士人，一切都希望通过和“仙女”即上层社会的女子结婚来获得。尤其是在唐传奇爱情小说中，作者将男女主人公的门第看得相当重要，在作品开头直接点出男女主人公的郡望、来历，以表明其身份之不同，语气中间充满着钦慕，由此可见，门第阀阅观念在民间可谓根深蒂固。总而言之，门阀士族靠着恩荫特权和科举考试两种形式，都成为当之无愧的受益人，使得他们能够主导官员出身资格，而且一旦他们获得任官身份，也往往比那些努力获得任官资格的局外人，在铨选上更具有优势，任命至更好的职位，使得自己在权力上占优势和永存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