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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七七级——无须复制的一代

填写简历时 ， 我非常愿意接受的一个群体认同 ， 便是“七七级” 。 对有些人 ， 这或许是个可以分享“集体荣誉”的称谓 。 对我自己 ， 却更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 （然而正因“七七级”渐渐成为有“面子”的称谓了 ， 而简历又是相对开放的 ， 我现在反有些不敢把个人的记忆放进表格了 。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曲折向前的吧 。 ） 个人的回忆 1977年是我下乡的第九年了 ， 那一年大队中学临时请我代课 。 我虽号称中学毕业 ， 实际念书不到一年 ， 却要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和化学 ， 实在有些误人子弟 。 记得是放农忙假时 ， 我回到成都的家中 ， 母亲既惊讶又高兴地说 ， 这么快！上午才给你打电报 ， 下午就回来了 。 原来家里得知停止多年的大学考试真要恢复了 ， 所以要我赶紧回来准备 ， 其实我根本没收到电报 ， 不过是碰巧而已 。 于是在家集中补习了一个多月 。 由于上中学不到一年就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 那是名副其实的“补习”；与今日高考前的“复习” ， 完全不是一回事 。 由于“时间短、任务重” ， 可算是真正的拼命 。 每天睡觉也分成两段 ， 一次约睡三个钟头 ， 其余时间基本都坐在窗边的桌前 。 对面楼里也有一家的小孩正做同样的事 ， 后来其家长说 ， 早就推测我一定考上 ， 因他们几乎就没看见我离开过桌子 ， 颇叹我何以能不睡觉 。 当然偶尔也要出门请教 ， 记得还去成都二中学习怎样写作文 ， 请教以前教过我二哥的费绍康老师 ， 那真如醍醐灌顶 ， 获益良多 。 考试前又回大队中学上课 ， 自己教作文的段数也突飞猛进 。 恰好全公社举行统一的作文考试 ， 我的学生还获得第一名 。 一个大队民办学校的学生超过镇上公办学校的学生 ， 在当年乡下也是不小的新闻 。 （其实主要是那学生自己聪明 ， 他后来一路念乐山专区的重点中学、上海交大 ， 更到美国常春藤大学念博士 ， 是乡村孩子中的一个异数 。 ）另一女生也得高分 ， 后来到县高中或师范校念书 ， 现居西安 ， 小孩都进清华大学了 。 我就这样白天教书 ， 晚上继续补习 ， 准备即将到来的考试 。 我所在的四川省仁寿县是个大县 ， 人口过百万 ， 当年应届毕业的高中生班就上百个 ， 全县还有和我一起下乡的知青近两千人 ， 绝大多数学历都在我之上 ， 不少是老高中的 。 这样 ， 在填报志愿时 ， 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成都师范学校的中文高师班 ， 即所谓中专“戴帽”的大专；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到第三志愿需要换专业 ， 才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 考完后已近过年 ， 大队中学放假了 ， 我也就回到成都家中 。 大年三十的前一天 ， 我正在城里一老同学家中喝茶 ， 忽然弟弟从郊区的家里赶来 ， 告诉我录取通知到了 ， 我被取入川大历史系 。 那是长期停招后的第一次 ， 录取不太看志愿 ， 所以我能被第三志愿的重点大学先录取 。 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 ， 取我的老师当初也担有政治风险 ， 因我的家庭出身有些“问题” ， 经过争议 ， 终以“重在表现”的理由取了我 。 且我本是在农村考试 ， 通知应是寄送到乡下的 。 川大招生办的人竟然查到成都我家的地址 ， 特地寄到家里 ， 让我们能愉悦地过年 。 下乡已九年的我 ， 是家中的“老大难”问题 ， 那次过年的气氛当然好极了 。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经办人的细心周到 ， 我猜其家中或者也有知青 ， 所以很能体会这个通知的重要吧 。 那时“文革”尚未完全结束 ， “斗争哲学”之余威尚在 ， 而川大从招生到发通知都相当有人情味 ， 非常不容易 ， 使人难以忘怀 。 实际开学已进入1978年了 ， 我在农村的好友姚仲文兄 ， 用背篼背着我的行李 ， 把我一直送进学校报到 。 在川大校园里 ， 这一图景或也不多见 ， 似乎象征着人生的一段结束 ， 又一段开始 。 那几年学习的经历 ， 恐怕也是中国大学教育中前所未有、后亦未必会再现的 。 大学停止招生已十二年 ， 同学中应届生很少 ， 彼此的年龄相差甚远；班上年龄最大的约32岁 ， 恰是最小者的两倍 ， 25岁的我则属于中间一段 。 而当时的师资 ， 几乎动员了全体高段位的老师；有些现已不在世的老师 ， 当年还没有轮到给我们上课呢 。 晚来的学习机会不易 ， 那时我暑假也住在学校 。 记得第一个暑假就是读《资治通鉴》 ， 而一些同学还曾组织起来共读《史记》 。 我自己散漫惯了 ， 经常逃课 ， 到学校图书馆看各种“内部书籍” 。 曾经有那么多年 ， 全部公开的读物不过几十种 。 突然可以使用图书馆 ， 而且可看“文革”中给老干部准备的各种翻译书籍 ， 那种感觉 ， 说是如饥似渴 ， 实不过分 。 内部书看完了 ， 又泛览他书 。 坦白说 ， 除《通鉴》和前四史外 ， 还真没看多少“专业书” 。 川大历史系当年的学风是重基本功 ， 特别是语言 。 同学中不少人相当注重语言工具的掌握 ， 后来考外校研究生的 ， 不分中国史还是外国史 ， 大多在古汉语和外语上皆得高分 。 我在乡下背过半部《古文辞类纂》 ， 离桐城正宗自然还远 ， 或可说稍得皮毛 。 但英语则完全是从头开始 ， 摸底考试仅得十分 ， 即写完字母而已 。 最初学英语也不过跟着走 ， 过了一学期 ， 参与读《史记》的好友葛小佳说 ， 他的英语已远远超过班上的进程 。 当时同学中有的英语甚好 ， 已在看所谓原著 。 而小佳的英语也同样是进大学才开始学的 ， 那时与我的水准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 他为让我能赶上 ， 自己特意停学英语一学期 。 这样的义气 ， 现在大概较难见到了 。 我不能不拼命追赶 ， 到二年级差不多赶上他的水准 ， 大家又继续推进 。 再到三年级时 ， 我们竟然成了全校文科的前两名 。 没有那时的努力 ， 后来恐怕就不能出去读书了 。 现在有些同学回忆 ， 说我们那时就一心想出国 ， 所以努力学外语 。 其实如我前面所说 ， 当时“文革”的“结束”还在进行之中 ， 在成都这样的地方 ， 几乎无人能有出国念书一类的“高瞻远瞩” 。 简言之 ， 那根本不是一般读书人“上进”的选项 。 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常随后见之明而移易 ， 于此可见一斑 。 不过 ， 当年的形势发展确实日新月异 ， 到毕业的时候 ， 去外国读书 ， 对一些人就成为实际的可能了 。 后来同年级中真有不少人到欧美读书 ， 且所读多是名校 ， 反倒是在外国治学最有成绩的葛小佳 ， 念的是美国一般州立大学 。 我想 ， 当年那批留学生 ， 大概也和国内的七七级学生一样 ， 进入什么学校 ， 基本看机缘 ， 但其训练未必都在课堂上获得 ， 所以在国内国外读什么学校不特别重要 ， 主要还是靠自身的修为 。 我自己是在毕业工作五年以后才负笈远游 ， 紧赶慢赶 ， 博士答辩时已经41岁了 。 川大历史系七七级学风的另一特点是眼界较宽 ， 思想开放 。 在本行的固然出色 ， 留学的却大部分都转了行 。 朋友中 ， 葛小佳始念社会学而转治心理学 ， 霍大同学了精神分析 ， 而戴思杰干脆进入著名的巴黎电影学院学导演 ， 都成为那一行的佼佼者 。 念什么专业就教什么的 ， 也就一二人而已 。 我在美国念的课程是以美国史为主 ， 不过因拟追随的老师退休 ， 一时后继无人 ， 系里许我改换门庭 ， 遂转入中国史 ， 大大缩短了读书期限 。 （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史要学两门亚洲语言加一门欧洲语言 ， 而美国史则仅要求一门外语 。 ）所以我一共就念过两门中国史的阅读课 ， 如今所教的专业 ， 也还是半自本科的教育、半从自学而来 ， 算不得科班出身 。 现在回头想想 ， 当年川大历史系老师所教 ， 未必是历史学的所谓知识 ， 恐怕更多是学者怎样治其所学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得到的鼓励 ， 是做什么都要做到尽可能好（按宋儒程颐的说法 ， 不想做到最好 ， 便是自弃） 。 前者大概就是所谓入门 ， 后者或一般所谓发展 。 入得其门 ， 学校之能事已毕 。 以后如何发展 ， 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 。 蕴涵丰富的符号 七七级这一群体是多元的 ， 工农兵商 ， 做什么的都有 。 对有些阅历特别丰富的人来说 ， 这或只是人生的一个插曲；那些年少的 ， 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 。 就我个人而言 ， 却真正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 我下乡时仅16岁 ， 此前也和全国人一样饿过饭 ， 身高还不到一米五 ， 贫下中农不得不为我制作特定高矮的粪桶 。 记得临走时母亲在我的棉衣里缝了五块钱和五斤全国粮票 ， 意味着已经做了非常不妙的准备 。 在那时的各种人生选项中 ， 可以说基本已经排除读大学了 。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 大学招生已经实行“有成分、不唯成分论” ， 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 ， 实已难进大学 。 ）后来居然能进大学读书 ， 有那样好的老师和同学 ， 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惊喜 。 上天如此眷顾 ， 能不常怀感恩之心！ 或因其特定的机遇 ， “七七级”后来成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 仿佛是风云际会 ， 天才一群群地来此相聚 。 然而 ， 这些人中很多都少小失学 ， 缺乏从小到大的系统训练；先天不足 ， 其创获多来自阅历和悟性 。 在那些阅历无法代替或补充训练的领域（例如自然科学的一些学门） ， 悟性也就难以体现其作用 。 即使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 ， 当风尚偏于追随而轻忽积累之时 ， “天才”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奇才” 。 （把“奇”“怪”一类字冠于“才”之前 ， 通常意味着对才气的不充分承认 。 ）其实不论天才、奇才 ， 多少都带些“倒放电影”的味道 。 那的确是个相对独特的群体 ， 或许真是难以“复制”；但也和所有群体一样 ， 兼具高明与平庸 。 盖若要“复制” ， 则包括读大学前的经历 ， 意味着大学十多年不招生 ， 这当然是谁都不希望重复的 。 七七级的学生 ， 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 。 对那一代人的多数来说 ， “文革”更多是一段暗淡也黯然的记忆 ， 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 。 （中世纪是因为后来的人自居“现代”又向往古代而得名 ， 也因此被视为一段“黑暗的时代” 。 ）不过 ， 由于七七级在大学读书时“文革”尚在“结束”之中 ， 这些人虽被视作“后文革”的学生 ， 却并未出现多少对“文革”的反思（那些参与“伤痕文学”的或是例外） ， 以至于后来一些对“文革”的“理性”认知 ， 部分似也出于七七级人之手 。 就整体言 ， “文革”的暗淡 ， 或也使七七级自身多少带点“文艺复兴”的味道——因为一下子“解放”了很多老教师 ， 包括那些经历过五四的一代 ， 七七级人在课堂上衔接的 ， 往往不仅是“文革”前的学术 ， 更是直接回溯到更早 。 当然 ， 这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相似 ， 他们中多数人并不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热爱希腊、罗马那样 ， 对其所衔接的时代亦步亦趋；不少人毋宁像那些年两套丛书的名称所提示的 ， 更愿意“走向未来” ， 也更关注“中国与世界” 。 而上述衔接的跨越性 ， 恰也反映在中外学术交往之上 。 或因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闭关锁国 ， 中国学界对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的西方论著（包括研究中国的论著） ， 极为生疏 ， 所知甚少 。 由于这一断层的存在 ， 尽管我们现在追赶“国际前沿”的速度已经相当快 ， 但今日西方的“国际前沿” ， 正是在那基础上产生的——其回应、修正和突破的很多问题 ， 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取向和学术成果 。 追赶者若不了解其针对性 ， 很可能追到不同的方向上去 。 换言之 ， 七七级的不可“复制” ， 包括了强弱两方面 。 他们中很多都曾上山下乡 ， 接触了中国的底层 ， 类似于上过高尔基所说的“社会大学” 。 这可能是其特有的强项 ， 尽管也仅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才是明显的强项 。 不过 ， 即使在适用的领域里 ， 也还要不忘上述双重学术断层的存在 。 学问从来是积累的 ， 较具建设性的态度 ， 是温故才能知新；即使基于更坚决的“走向未来”态度 ， 也要推陈才能出新 。 “故”与“陈”且不知 ， 自然谈不上“温”与“推” ， 也就大大减却了创新的基础 。 我自己的感觉 ， 我们这一代人 ， 总带几分理想的色彩（譬如多曾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 ， 总有些办刊物的冲动 ， 等等） ， 又稍多独立精神（这极不适合于官场 ， 在越来越向官场“倾斜”的学界 ， 也渐不合拍 ， 却是做好学问的根基） ， 两者都使这些人容易坚持己见 ， 不够随和 。 若能保有理想而兼顾现实 ， 坚持独立而不忘包容 ， 或更能随顺时世 。 不过 ， 某次一位年轻人告诉我 ， 在他们眼里 ， “50后”有着阴暗的一面 ， 因为从提倡阶级斗争的年代过来 ， 不免带点儿整人害人的遗风 。 我对此有些保留（至少我自己的同学 ， 见面都有发自内心的亲热；步入老年 ， 还能开稍带攻击意味的玩笑而不往心里去）但平心而论 ， 这看法也不无所见、不乏实据 。 这也引起我的反思——既曾受过熏染 ， 可能真需要随时告诫自己 ， 不要无意中堕入旧日窠臼 。 七七级这一代人 ， 现在已渐入老境 。 他们的命途 ， 其实不那么幸运——少小即曾饿饭 ， 中学多未读完 ， 稍长又颠沛流离；开始事业闯荡之时 ， 看重的是资历；眼看渐有所成 ， 又讲究年轻化了 。 但那些大都是所谓“赵孟能贵”的部分 ， 亦浮云而已 。 正因比其他时代的人领受了更多生活的艰辛 ， 就更应多识得几分人生的真谛 。 至少身心状态要努力保持一致 ， 不宜身已老之将至 ， 而心态仍然年轻 ， 继续经历着“成长的烦恼”！ 我们的学术状况 ， 有着特定的国情 。 恢复高考后那几年入大学者 ， 身当十多年的断裂 ， 的确多些传承的责任 。 不过 ， 学术乃集众之事 ， 总有易代之时 。 在理工科 ， 学术易代似乎已经完成 。 文科方面 ， 这一代或可多发挥所谓“传帮带”的作用——年富力强的 ， 固不妨“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大多数人而言 ， 恐怕还要尽可能支持新人接班 ， 甚或扶助其“领班” 。 最好是慈眉侧立 ， 多些旁观 ， 少些介入 。 很多事确非人人可为 ， 年轻人却也未必就做不好 。 总要“相信人民”、相信后来者 ， 不然 ， 学术又何能前进？ 人生不论苦乐 ， 总有很多可以开悟的机会 。 机会来了 ， 人多有所触动；然而若无所悟 ， 机会也就过去了 。 凡事看得远一点 ， 就少许多近忧 。 这一代也曾看着那些不放心又力不从心的前辈累得够呛 ， 到自己也成了“大佬” ， 可别失了分寸 ， 永不知老之将至 。 前人四十就已不惑 ， 我们成熟得晚点 ， 五十、六十总可以了吧 。 所谓“不惑” ， 大概就是知所进退 ， 该放手时就放手—— 那些难以企及者 ， 可弃若敝屣 ， 不必总在思虑未来 。 真合己意者 ， 乃幸福之所在 ， 尤当珍惜 。 肉食者且不论 。 对读书人而言 ， 治学本含英咀华 ， 厚积薄发 。 含蓄日久 ， 自有一股郁勃之气 ， 沛然不可遏抑 。 临近退休 ， 亦正久积洋溢之时 。 善养浩然之气 ， 可补锐气之不再 。 充分利用这精力减退而识力增进的时间 ， 做几件自己想做的事 ， 写几本自己想写的书 ， 又何乐而不为 。 好友葛小佳1996年曾在美国《发展心理学》上发表一文 ， 探讨禀性与教养（Nature and Nurture）之关联互动 ， 被认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 已成为那一领域不能不提的经典论文 。 我不敢讨论该文的内容 ， 却不妨借其题目“说事” 。 对任何人而言 ， 禀性都是重要的 。 常乃惪甚至认为 ， 文学的“伟大与否 ， 全视乎作者个人情感是否伟大”；史学亦然 ， “必有伟大的生命力者 ， 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 。 但不论我们出身如何 ， 教养都可以让人改变 。 （古之所谓教 ， 正在于改变人 。 ）唯改变之后 ， 能不忘自我 ， 也不忘教养之所从来 ， 或可兼具本性与教养之长 。 七七级者 ， 禀性千差万别 ， 更多成就于教养 。 其共同的特征是：学生多来自社会 ， 阅历丰富而志趣广泛；老师也不仅为一校一专业培养人 ， 而是以天下士的标准为时代为社会育人 。 与后来人比 ， 七七级的学生多少都有些迂远而放不下身段 ， 但眼界开放 ， 无论治学从业 ， 并不十分拘泥；且总是向往独立 ， 不肯俯仰随人；又始终保留几分理想的色彩 ， 故与日趋现实的世风稍感疏离 。 这更多是基于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经验之谈 ， 但整体言 ， 七七级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 已为天地留此一景 ， 却无须复制 。 一个人或一代人明白了自己在社会甚或历史上的位置 ， 也就是知了天命 。 这一代人 ， 其实也和历史上任何世代一样 ， 不过守先待后而已 。 于斯足矣 ， 夫复何求 。 （本文摘自罗志田著《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9年11月 ， 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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