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援武汉的女医生：进入ICU,我心里喊了声“我的天” 我心里喊了声“我

“这病传染性真的非常强！”浙江驰援武汉女医生：进入ICU ，我在心里喊了声“我的天” 钱江晚报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徐慧连给老公打了个电话， “你要管好两个女儿，别让她们被传染。 ”电话最后，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我有两个女儿，我俩的基因都被遗传了，即使有什么意外，也不遗憾了。 ” 吴晓虹到达武汉的一个多星期后，在和同行聊天时，有人突然说， “我们要不要立个遗嘱。 ” 她沉默了几秒，突然说了一个词：向死而生。徐慧连和吴晓虹都是支援武汉的浙江医生。一位是浙江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一位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却异常凶险，她们和同行们在最前线，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她在心里喊了声：我的天 2月8日是元宵节，这是吴晓虹来武汉的第 14天，也是她心情最舒畅的一天：当天她所在的武汉普爱医院有7位病人康复出院。大年初一，浙江组建首批135人医疗队奔赴武汉，吴晓虹是其中之一，他们支援的是武汉普爱医院。初到那里，她就感到形势比想象中的要严峻。 “一是病人基数很大，二是这个病的传染性真的非常强。 ” 吴晓虹和同事到达武汉那天，武汉确诊新冠肺炎618例， 3天后，这个数字翻到了2261例。邵逸夫医院重症护理护师、同为医疗队队员的董凌峰有一次晚上8点经过医院的发热门诊，还看到大约有200多人在候诊。他们还看到武汉一些同行夜以继日的高负荷工作。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比较高，病毒的传染性的确厉害。 ”吴晓虹形容当时的自己：心里咯噔一下。早前，曾有支援武汉的医生在日记里这样写：听说，同一层楼工作的当地一位医生确诊，我们内心百味杂陈，既为这名医生感到担心，也担心自己是否有传染风险。

吴晓红和同事皮博睿在武汉天佑医院支援的徐慧连则感到了另外一种压力。她1月28日随浙江省紧急医疗队到达武汉。 2月3日进入普通病房工作时，并没有感到异常之处。第二天，工作联络群内负责人询问：医院的重症医疗组医师人手紧张，需要支援，哪位医师有重症监护室工作经历？有10年ICU经验、10年呼吸科经历的徐慧连第一时间报名。进入ICU后的徐慧连在心里喊了一声：我的天！ “里面的病人几乎都上了纯氧，这意味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平时在ICU ，不会遇到整批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冲击，内心很沉重。 ” 为了做好防护，医护人员们小心翼翼。徐慧连争取在医院时，不摘掉口罩，不脱防护服，不吃不喝不上厕所，避免职业暴露。她在住宿的酒店准备了一台紫外线灯，放在卫生间，进去后，所有外衣都消毒处理。和吴晓虹同属一个医疗队的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岳亮说，医院开出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医护人员午餐， “每次吃饭就进去一个人，这个吃完，下个再进去。 ” 董凌峰说，在酒店里，大家也不相互串门，实在想聊天，就各自站在房门口，说上几句。保护好自己，战斗才能继续，想要取胜，这是他们要走好的第一步。

董凌峰我特别想抱抱她 “来武汉，是需要勇气的。隔离病房，太考验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吴晓虹说完这句话，突然沉默，她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体力的考验自不必说：每天穿戴防护设备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有时候里面衣服全都湿透了，皮肤瘙痒也不敢去挠。吴晓虹本来就有神经性皮炎，每次穿上那套装备，一热，一出汗，肩部、脖子就奇痒无比，但也只能忍着。 “有些护士皮肤比较嫩，时间一长皮肤都有点烂了。我们从隔离病房出来，都要用酒精棉签去擦洗耳朵鼻子，那个滋味，真是酸爽。 ” 如果这些忍一忍也就过了，心理上的冲击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平复。吴晓虹至今也忘不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是一位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吴晓虹询问病史时，程序性地问她家人的情况。 “她说，我先生两天前去世了，因为这个病。她说这句话时，眼神是空洞的，还带着迷茫。有些人在至亲去世时，会很激烈，比如大哭大叫，但是她的情绪很平静，是那种茫然无助的平静。 ” 老人手里拿着很多检查的片子，她把一堆片子递给吴晓虹时，又抽出几张说，那是她先生的，她要保管好，到时去殡仪馆领取骨灰时要用，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就像说一件无关生死的普通事。 ” 吴晓虹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她的眼泪涌到眼边，努力没让它掉下来， “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抱抱这位老人。 ” 事后，吴晓虹才了解到，老人的儿子也是因为新冠肺炎在住院， “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 ” 说完这一切，吴晓虹低声叹了口气。徐慧连会嘱托病人，下次让家属带些牛奶来，增加营养，有人迟疑了一下，低声说， “家里没人了，都在隔离。 ” 那一刻，徐慧连不知如何接话。她最后给病人建议， “让同病房的病人家属帮忙带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