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医生遇袭后的二十天( 三 )

他利用在家休息的时间，给复查的患者打电话；得知患者发病的症状消失了，他由衷高兴。 “我母亲经过了大半年的化疗后，发病时的症状都消失了。当我们再回到朝阳医院找陶医生复诊的时候，他激动得像个孩子。 ”一位患者提到。与此同时，他也在竭尽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患者。网友@杨杨秋孝给陶勇留言说， “您在白城健康快车做过手术吧？我爷爷手术是陶勇教授做的。目前视力0.7和0.6 ，天天干活没问题。 ” 她提到的“健康快车” ，由国家卫计委和香港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为贫困患者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陶勇先后参加过四次“健康快车” ，据说由他担任主刀医师的手术，做一只眼睛的手术只需要8分钟。仅2018年那一年，在41个工作日的奋战中，整个团队完成了1207例白内障复明手术，日均手术量达到29.4台。手术后，有将近98%的患者脱盲，六成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达到0.5以上的视力。类似的故事，陶勇很少主动宣传，却在他和患者之间不断上演着。

去年年底，陶勇曾经转发了一条为杨文医生发声的微博。 2019年12月24日，在民航总医院的急诊抢救室内，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杨文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持尖刀伤害，致使颈部严重损伤。经过全力抢救后，杨文医生还是在12月25日凌晨去世。

陶勇不曾想到，仅仅一个月后，他就遭遇了相似的命运。接连的伤医事件被裹挟在继而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再次让“医生”这一职业成为大众的焦点。一线医护的动人事迹时时见诸媒体， “英雄”的赞美之词纷至沓来。但是，最近播出的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却试图提醒我们一个事实：那个被大众神化的医生，不过也是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

南京鼓楼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王东进，一天要站立17个小时，因此落下了一身病，在颈椎病严重的时候，要戴着颈托给病人做手术。他自我调侃， “心脏外科得是身体最好的，身体不好的，连站都站不住，肯定都要被淘汰掉。 ”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朱良付，担任着医院心脑血管病绿色通道的组长， 24小时待命，才和女儿一起吃了晚饭，一个急诊电话又让他匆忙骑上小电驴，踏上了回医院的路。

即便已经奉献了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努力工作，仍然难免遭到患者家属的质疑。一位失去老伴儿的老太太认为是朱良付把她的丈夫害死了，但是转头又让他帮忙量下血压， “她也知道你是一个好大夫，但这不耽误她投诉你。 ” 在术前，朱良付需要完成一个环节：告知患者家属病人的病情、手术风险，以及详细费用等等，取得家属的知情确认，整个过程都要用手机录音记录。对于医生来说，这个步骤是例行公事，却也是出于自保的无奈之举。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14年调研结果显示， 59.8%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 13.1%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仅有27.1%的医务人员未遭遇过暴力事件。纪录片导演张建珍说， “中国的医患关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比较特殊。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2000万，中国的医院是超级医院，医生也是超人。 “

摆在中国医生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过劳的工作状态。医生们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都在40小时以上，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的医师平均每周工作都在51个小时左右，而法定工作时间，是40小时。仍然有40%的医生，每天都无法睡到6小时。在极其不规律的作息与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医生们却不敢死。因为培养一个主任医师需要25年时间， “我不能死，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朱良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