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寄生虫》是人，也是摇钱树( 二 )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里一处工业时代的标语。 /胡同这就是朴正熙时代确定（在美国影响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产物。朴正熙“登基”后两年，韩国在1963年的出口额达到了8700万美元，人均GDP刚好100美元。到了1970年，韩国出口就达到了8.35亿美元，人均GDP也到了253美元，一直到朴正熙遇刺， GDP的增速平均持续在10%左右。 1973年，朴正熙曾经向国民保证， “在1983年到来的时候，韩国将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 。他差一点就做到了。

韩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受美国影响很深。 /《国家破产之日》高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反应是，就业岗位越来越多。直白的说法，就是以前从事农活和零工的人，走入了领工资的队伍，这个队伍上世纪从60年代的200万人，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的800万人（韩国在那个时期的人口持续在2500万到3750万之间）。工业的发展刺激了韩国政府部门的权力扩张，这就让发展有了两面性：一面是不断淘汰更新的底层产业工人；另一面是随之而来的、拥有铁饭碗的公职人员，一如金智英的父亲。这是韩国从零到走入国际社会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个时期被黄金的闪光面所笼罩，炼金的磨难通常被人忽略。在外向型的国家发展模式中，韩国的产业工人承担了极大的劳动强度，即便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工人每天至少要劳动12个小时，为了加班费，这个时间通常延长到了15到18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也让女性难以进入产业工人的工作岗位（钢铁、造船、轮胎、造船等），尽管后来女性产业工人（纺织、电子产品组装）也参与到了以改善劳动环境和收入为诉求的罢工队伍中，但总体来说，女性在产业发展中的地位不足，为后来女性地位相对较低埋下了种子（金智英吃到了这个种子结出来的苦果）。

韩国的工业地带（20世纪80年代）。 /韩国工人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韩国工人在工厂的日常体验还包括受到重度剥削、受欺凌和被歧视。在被压迫的情绪没有爆发出来以前，韩国的工人像东南亚的劳工一样，以勤劳、守纪和顺从闻名。韩剧里，上司不断拍打下属的脑袋和各种辱骂，甚至开除，在观影者看来是一种乐趣，但作为当事人，这种受欺凌和被歧视感在不断累积。和这种情绪一起成长的是韩国工人的工资迅速提高。这一方面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开始让韩国的工人阶级开始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从而令工人阶级意识萌芽和集体意识诞生，爆发了一场又一场的罢工事件。

韩国女性抗议者被警察从新民党总部带走。 /韩国《中央日报》到了最后，学生、金融从业人员、教师、新闻机构人员、医生护士都加入到了罢工的行列，经济条件还不错的韩村年轻人打起“你幸福吗？”的大字报。尤其是韩国财阀的出现，令这个国家的发展进入了有韩国式的财阀道路。尽管社会问题不断，但韩国在1994年，已经进入了GDP人均1万美元俱乐部。

韩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金（世界排行第32）。 /新闻截图

双面财阀韩国没有施行过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没有出现过像发达国家一样的福利副作用。其实这么说也不对。准确的说法是：韩国甚至没有存在过福利政策，因此韩国也就没有了高福利下的高税收，也没有过度的财政赤字。坏处是，当那个时代的“产业主力军”老去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享受到为之奋斗的经济成果，反倒有一半以跌入了贫困阶层。当他们的下一代子孙，准备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富足和中产阶级的时候，梦想又被外汇危机打碎了。

1996年韩国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8成的韩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国家破产之日》这个故事在《国家破产之日》中讲述得很完整， IMF介入以后，重整了韩国的经济结构，参与了绝大部分出口产业的经营和管理，当然也令韩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国际化。只不过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无非是西方人带着美金和救世主的荣耀感入局了而已。因此韩国一直处在一个贫富差距悬殊、虽然大家似乎都有钱、但“中产”却仍然牢骚不断的状态中。全经联（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认为这种局面是“韩国政府管制与规定太多”造成的。根据全经联的统计，韩国的管制规定达到14796项（其中， 1990年9月韩国政府才取消公共浴室的政府定价， 1999年放宽炸酱面的管制以后，价格飙升还上了报纸头条），一些学者们发现，这些规定在不同层面上都在偏袒财阀（团）。财阀是韩国战后的产物，曾经担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长的张夏成，曾经用一个故事来描述财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