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绅阶层,到底是谦谦君子还是土豪恶霸?( 三 ) 到底是谦谦君子还

还有一个细节可见清末士绅权力的高涨。 1910年9月，清廷设立了模仿议会的咨政院，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但在地方，咨议局成为士绅的垄断之物。学者张朋园曾统计了十五省咨议局议员的资料，发现“他们89.13%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 ” 不过，清末士绅的权力高涨只是表面，它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了朝廷的政治混乱及对地方控制力下滑的便利，而士绅的特权、社会地位早已不能与明代相提并论，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在后来经历土地改革的洗礼，士绅阶层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士绅消亡背后的政治逻辑重审士绅，既不必神话它，也无需妖魔化。从正面价值来看，士绅不仅如杨念群所说的，充当了地方暴力的减震器，而且它能在政治混乱，或者盘剥百姓的时期，承担一个缓冲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士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经济、文化的角色，诸如乡村防卫、民事仲裁、赈灾济贫、兴修水利、创办书院、散步舆论等，都离不开士绅的影子。但另一方面，士绅本身的特权性质决定了，它和普通民众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当它的利益和平民冲突时，它也可能成为损害平民的角色。与此同时，当士绅内部的道德准绳降低，士绅的人员构成混杂，它久而久之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权力，掩盖其内部亲谊圈占土地、偷逃赋税、转嫁负担给下层等行为。

乡绅外出，周围都是家丁们然而，士绅的瓦解根本上不是因为它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的覆盖，政府已经不需要士绅作为地方治理的代理人，而士绅的存在反而会让政府警惕，因为它容易削弱政府在地方的控制力。另一方面，明清士绅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拥有仅次于官府的政治、文化权力，是因为它在一个识字率很低的时代（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识字率也只有10%左右）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从书写上就将其本身神圣化、优越化，使得士绅在社会上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治理中承担了很大的教化、舆论引导的功能。但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已经不由任意阶层垄断，民众的识字率、话语权也远远高于明清时期，这从互联网的言说浪潮里就可见一般，知识群体仍然被人尊敬，但它已经不具备垄断的能力，甚至在草根政治流行、反智成为另一种风潮的当下，知识群体有时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对象。因此，失去往昔的尊贵地位和相应文化权力，要重建士绅是一纸空谈。从更本质的属性来说，当科举制瓦解，士这个群体陨落于历史长河时，士绅就注定很难复兴了。科举是士绅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士绅家庭依靠科举给朝廷输送人才、结成网络。反过来通过这些庙堂之上的代表巩固它们在地方的位置，但科举废除，这个输送渠道就断了，今日的高考尽管也是人才选拔渠道，但它不是直接导入官僚机构的考试，所以从对官僚和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上，它的权重远不如科举大，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为了科举能熬到白头，但如今的年轻人即便高考发挥欠佳，他也不是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