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趋势▲“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三 )


而且到现在为止 , 不论是从产品功能的广度还是颗粒度 , 特别是企业安全策略管理方面功能 , 我还没有看到能够与微软处在同一级别的产品 。 ”
但是 , 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 那么 , 又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呢?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
他指出: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 , 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权力对比” 。
换句话说: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 , 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 。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 , 本质上其实是: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
“造成远程办公的根本原因 , 背后其实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决定 , 这导致雇主必须去适应劳动力的工作方式 。 ”
”比如我们来看一些特殊行业 , 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行业 , 全球性都供给不足 。 在这些行业 , 劳动力事实上是一定会希望更分散的 。 因为就好比 , 你家乡在北京 , 你不愿到上海工作 , 那么如果你的技术很强 , 一定是你的雇主来迁就你 。 ”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国 , 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远程办公增强法》 , 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 , 那就是: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
比如 , 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 , 从而帮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 。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不是 。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 , 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 。 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明显 , 雇主的权力更大 , 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 。
那么什么时候 , 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
前几天 , 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离的经济账》 。
智谷趋势▲“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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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 。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 。
智谷趋势▲“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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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这里说的“美式” , 是指:数据至上 。
2007年 , 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 , 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 。 之后的2013年 , 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 。
其中有一个问题 , 涉及到了中国的“创新” 。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 。 请大家注意看:
“说中国缺乏创新 , 这纯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 因为从数据上 , 显示正好相反 。 我指的是一些综合创新指标 。
事实上 , 中国在这一档次人均收入的国家中 , 创新力最强 。 这个事情一定和人均GDP有关 , 当这个数值很低时 , 你创造一个iPhone , 也没有人买 。 ”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 , 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有关 。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太低 , 那么 , 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iPhone , 这个国家的市场 , 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 。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 ,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 , 背后与中国的人均GDP增长有关 。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 , 恐怕也一样 。
经济水平不提高 , 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 , 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 。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 , 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 , 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 , 其它的诸如: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 ,
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罢了 。
科技进步让远程办公越来越普及 , 也是给投资带来新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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