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生活』我们一人抱一下，也可以抱住武汉的
1月23日 ， 武汉宣布封城后3小时 ， 郝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nCoV Relief(后改名“NCP生命支援”)志愿者招募书 ， 当天有近2000人报名 。
黄快快成了第一批志愿者 ， 她曾在武汉读大学 。 她想到的是平日搭乘的武汉公交车快到“飞”起 ， 人们“过早” ， 端着一碗热干面边走边吃 。 “武汉人的精气神儿特别足 ， 这一次感觉武汉突然虚弱了 。 ”
她所在的组里 ， 超过一半是大学生 。 打出第一个电话时 ， 有志愿者紧张得连自我介绍都没说利索 。 手机通话记录显示 ， 2月5日这天 ， 一名志愿者打了100多个电话联系床位 ， 都没有得到结果 ， 后来她看到手机就反胃 。
最初 ， 她们和大部分患者家属一样 ， 对入院流程办理并不清楚 ， “手忙脚乱 ， 谁的电话都打” 。 社区、街道、医院、区防疫指挥部、市长热线、地方卫健委 ， 她们把电话号码按了个遍 。
赵粒接手的第一位求助者是个姑娘 ， 她迫切需要为外公外婆找两张床位 。 外公核酸检测为阳性 ， 外婆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 ， 但是核酸检测为阴性 。
这是前期典型的求助者画像：老年人、确诊或核酸为阴性的危重症、没有床位 。
有人分享经验 ， 要先联系到有床位的医院 ， 再找社区开转诊单 。 她焦头烂额忙完第一步 ， 却被社区通知“根本不知道转诊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
在志愿者看来 ， “经验”不仅在武汉的不同行政区、甚至不同街道间都无法通行 ， 并且会很快过时 ， 因为“武汉的情况也是一天一个样” 。 志愿者群里共享的政策、医院床位和接收情况的信息一直在更新 ， 并标明“某天某时” 。
“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处联系 ， 我们可能在补一个信息的缺口 。 ”黄快快说 ， 很多患者当时处于比较焦虑和慌乱的状态 ， 既没有精力逐个医院地去找床位 ， 也无暇梳理信息 。 有患者根本不知道入院流程 。
她们把媒体、其他志愿服务团体等公布的救助渠道一并发给患者 ， “都试试 ， 不知道到底最后哪个能起到作用 。 ”
让志愿者刘布感到困难的是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疑似或确诊患者 ， “定点医院只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 其他医院不收治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的患者 ， 所以就比较麻烦” 。
赵粒能感觉到患者家属也在一直催社区 。 电话接通 ， 她刚报出患者名字 ， 工作人员告诉她已经将情况上报 。 她紧张地问了一句 ， 患者在家里隔离 ， 社区能提供什么防护呢？
“什么都没有 。 ”电话那头的社区工作者说自己仅戴一个普通口罩 ， 防疫物资只有口罩和84消毒液 。 没有防护服 ， 有社区工作者穿着厨房的围裙站在了防疫一线 。
社区工作人员谢飞和同事们的工作压力也大到了极点 ， 每天填各种表上报给不同部门、照顾特殊群体就医、联系物业安排消毒杀菌 ， 保证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与供应 。 四类人群没有完成“应收尽收”之前 ， 居民指责他们不作为 。
“工作初期 ， 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 ， 确实像打乱战 ， 都在努力 ， 只是不知道怎样才更有效 。 ”谢飞回忆道 ， “那时候的现实情况就是确诊的还没有收治 ， 已经确诊的病人 ， 上报两天了 ， 还在家里 。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 ”后来 ， 他们上门给不愿去隔离的密切接触人员做工作 ， 对方表示 ， 自行去不去；酒店自带被子不去；只给矿泉水没有热水的不去 ， 反正就是不去 。
“有时患者会把社区工作者放在他的敌对面 ， 因为他那个时候需要一个情绪的支撑点 ， 他下意识地认为 ， 我没有被安排入院 ， 是社区的问题 ， 社区没有给我上报等 。 ”黄快快说 。
“有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好累 ， 看不到头 。 为什么就没有床位？我那时候恨不得去造床了！”她担心很多人可能等不到床位 ， 或者入院就危重症了 。
“比如前一天求助的人今天过来跟我说 ， 我已经住上院了 ， 我就会觉得 ， 他们在变好 ， 就觉得挺开心的 。 ”刘布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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