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时期的离婚，“都是蓄谋已久”( 三 ) 男人摘下口罩

也有心急火燎地询问什么时候恢复离婚登记的。王斌海就劝他们，不妨等一等，将疫情这段时间当作“离婚冷静期” 。
离婚律师易轶在疫情期间接到好几个朋友的咨询电话， “他们说在家里打得不可开交。 ”这些夫妻之间本身已有矛盾，但放在平常，易轶估计他们还能拖个两三年才下定决心离婚。而疫情的突然暴发如同催化剂， “以前上班可能是在回避，现在憋在家出不去，没法回避了，等疫情结束就想要个解脱。 ”
虽说咨询的是朋友，但易轶很少劝和。根据她过往的经验，想离婚的夫妻即便一时被拦住，过一段日子还是要离。疫情只不过缩短了双方勉力维持婚姻的最后时光。
易轶是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的主任。自从2月20日复工，一个月时间，这家专打离婚官司的律所已经签下五十多个案件代理。 “案件量不能说比往年多，毕竟今年很多地方停工停产。但也算是挺多的了，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有的客户没见着面就签合同了，急迫成这样。 ”
大部分案件中，当事人想离婚的理由与疫情关联不大， “家暴、婚外情、婆媳矛盾……常见的不外乎这几种，和平常一样。 ”不过，有的“锅”还是得疫情来背，比如一位当事人告诉易轶，正是被困在家里的这些天，她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和第三者的暧昧聊天记录。
该所另一位律师金增玉，过年前手上还有三十多个案子未完结。她本来想看看，有没有当事人在经历疫情后改变想法，和另一半关系缓和——“结果一对都没有。 ”
“这帮人冒着生死也要来离婚。 ”金增玉回忆，正月十五她还在黑龙江老家，已经有当事人预约要来律所面谈， “那会儿疫情正严，到处都停工，一般人的认知都是没事别出门。 ”
不能面谈，确实给离婚律师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金增玉说，婚姻家事案件当事人对律师的依赖度要高于其他案件， “见面才有安全感，见面才能聊更深的东西” 。复工后的一天下午，她与一位因为家暴想离婚的当事人足足面谈了五个小时，俩人全程都戴着口罩。
特殊时期，一些法院将离婚官司的庭审挪到线上，金增玉感觉不太适应。比如她的当事人主张对方出轨，对方不承认，如果是线下开庭，法官出示证据时可以观察对方的神态、语气，形成自由心证。 “但现在大家都在网上，信号也不太稳定。法官说你看看这照片，对方说我看不清，就没办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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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压力越大，家里气氛越压抑”

在疫情重灾区湖北， 3月17日，湖北省民政厅公告称，全省婚姻登记机关将分级分区逐步恢复办理婚姻登记。截至目前，具体恢复时间尚未可知。
17年前SARS疫情的亲历者龙梅提醒，这次疫情对于患者家庭的影响值得关注。
龙梅的前夫曾感染SARS ，并因为治疗过程中激素运用不当产生了后遗症。 “后遗症一半在身体，一半在心理。他本来是天之骄子，生病后落差很大，就会把感染SARS的不幸归咎于我，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对于家属来说，那是地狱一般的生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
2006年，龙梅与前夫协议离婚。当时还在媒体工作的龙梅做过一项调查：北京登记有SARS后遗症的患者三百多人，其中60%出现了家庭变故。
不过，在吸取SARS治疗的经验教训之后，这次对新冠患者的治疗更注重合理运用激素。龙梅希望，新冠患者未来能够避免因后遗症导致的家庭悲剧。
但与SARS时并未大面积停工停产不一样的是，田子君注意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逐渐侵蚀家庭的根基。有武汉市的年轻夫妻向她诉苦，说双方都两个多月没工作，家里养了两个孩子，还背着房贷车贷， “连团购菜都吃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