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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一线时尚之都，广深何时有“姓名”( 二 )


数据显示 ， 深圳自主品牌产品产值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5%上升到目前的80% 。
2016年深圳服装业实现产值超2000亿元 ， 有服装企业2800余家 ， 从业人员20多万人 ， 自有服装品牌近2000个 ， 在大城市一类商场的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 。
令深圳自豪的是 ， 其一度是国内女装产业的重镇 。 季候风、淑女屋等深圳走出的品牌装点了00年代的衣柜 ， 成为一代人磨灭不去的回忆 。
但这些品牌并没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 在业内人士的评价中 ， 深圳的服装品牌 ， 在品牌意识上一直略显逊色 。 相反 ， 来自江浙的美特斯?邦威、森马等品牌 ， 通过有效的营销手段 ， 被更多人熟知 。
2003年 ， 浙江省服装出口量第一次超过广东 。 当时 ， 有人走访广东服装生产商 ， 他们的普遍观点是 ， “自己搞品牌没有经验、花费大 ， 风险也大” ， 甚至有人认为 ， 作为代工厂 ， “不打品牌反而更合适 ， 品牌是靠长期合作中积累的 ， 而不是商业推广形成的” 。
服装专家潘坤柔分析 ， “广东企业是追利不逐名 ， 不光是服装行业 ， 其他行业也多是这样 。 ”
偏科的制造大省 ， 弱点也十分明显 。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 ， 出现了一波制造业从珠三角向长三角流动的潮流 。 当时 ， 不少制鞋、制衣企业关闭了在广东的工厂 ， 在向东南亚外迁的同时 ， 不少回头投奔江浙城市 。
时任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锋分析 ， “相比珠三角 ， 长三角的发展潜力、人才的集聚以及消费市场等因素都更有优势 ， 这一点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 。 ”
具体而言 ， 它们不仅名校众多 ， 而且各类专业人才聚集 ， 文化氛围更胜广东 。
2015年 ， 《纺织服装周刊》采访发现 ， Zara在广东东莞的四家代工厂已关掉两家 ， 原来1万名工人规模缩减至2000~3000人 。 熟练工大量流失 ， 用工、原料成本不断攀升 ， 使这一趋势难以回头 。
在疫情下 ， 这些服装生产工厂的生存环境艰难 。 作为华南最大的纺织服装面辅料交易市场集聚区之一 ， 广州中大纺织圈的工厂在复工后发现 ， 疫情的全球流行造成了服装行业的外贸订单正出现“砍单潮” 。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会长卜晓强认为 ， 当下最重要的是恢复服装商家的信心 ， 其次是拉动国内的服装需求 ， 而且拉动的方式必须要有抓手 ， “不是加大工厂的生产 ， 而是有效拉动国内消费者对服装的需求 。 ”
“国潮”出头天？
与上海相比 ， 广、深两市时尚业显然有着不同的特质 。
作为中国时尚业的“橱窗” ， 上海每年有着数不胜数的时尚展览 。 除了每年2次的上海时装周外 ， 大牌不仅倾向于将中国首秀放至上海 ， 其巡回展也不忘将上海作为重要节点 。 Gucci的已然/未然、Prada的荣宅秀等 ， 不仅为大牌搭建了触达中国消费者的平台 ， 也在国内树立了行业标杆 。
但对于广、深而言 ， 如何盘活现存的大量服装生产厂和服装品牌 ， 则显得更为迫切 。
2017年 ， “国潮”开始成为时尚界的“显学” 。 随着大众对服装的认知趋向理性 ， 对“大牌”的盲目追逐被对品牌的个性化选择所取代 。
体现在数据上 ， 根据《中国潮流消费发展白皮书》统计 ， 从2016年到2018年 ， 国潮品牌的渗透率从25%迅速上升至38% 。
不少设计师和投资者投入“国潮”大军中 。 据青桐资本统计 ， 从2017年到2019年 ， 共有57个“潮牌”项目获得融资 ， 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 。
具体到城市 ， 以近年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国潮”品牌为例 ， 根据行业网站“潮牌汇”统计 ， 2018年 ， 珠三角国潮品牌数量远多于长三角 ， 其中 ， 广州以20个品牌占据榜首 。 之都■一线时尚之都，广深何时有“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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