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条名叫新生的路

最近两周 , 阿楠梦见过外婆很多次 。
外婆不幸去世以后 , 阿楠有点奇怪 , 妈妈似乎很平静 , 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
直到有一次 , 妈妈翻到很多年以前给外婆写的信 。 情绪就再也绷不住了 。
妈妈哭着对阿楠说 , 妈妈以后找谁撒娇呢?那一刻 , 阿楠觉得自己反而更像是妈妈 。
肖劲松明白 , 疫情让每个人都接受了一场“生死教育” 。 从心理危机干预的视角看 , 不少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人 , 还在学习如何面对 。
“身体状况好了 , 心理问题却出现了”
【『疫情』一条名叫新生的路】1月30日下午 , 肖劲松接到医院感染科主任的紧急求助电话:一位患者情绪激动 , 不配合治疗 , 有轻生的念头 。
病房里 , 不安的情绪从患者不停挥舞的手臂蔓延开来 。 护士给她打针 , 几次都打不进去 。
原来 , 他们一家七口人都被感染 。 包括她的父母、丈夫还有6个月大的孩子 。 “我把一家人都害了” , 她的语气充满自责和负罪感 , “我是家里的罪人” 。
肖劲松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 。 进到病房和患者谈了三十分钟 , 肖劲松说 , 通过谈话找到她心里的结是第一步 。 “我还有没有救?”“我的家人能不能得到救护 , 能不能治好”?这些疑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 需要做的是调整他对事件的认知模式 。
“疫情之下 , 你也无能为力 ,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 ”“你不是罪人 , 你和家人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 全家人是团结一致的 , 你们共同的敌人只有病毒” 。
几天后 , 肖劲松得到反馈 , 这位患者的情绪逐渐平复 , 也在积极配合治疗 。 另一个好消息是 , 她的孩子检测结果是阴性 , 没有被感染 。
肖劲松还接到过一位男性患者的求助 , 电话里的声音急迫而无助 , “请你无论如何都来病房一趟” 。 心理医生为了尽可能减少传染的风险 , 对患者的心理救援更多以电话的方式进行 。 “但有的时候 , 患者就是需要一双看得见的手拉他一把” 。
这名患者入院时病情并不算重 , 但情况却在一个晚上急速恶化 。 “病人可能经历了免疫风暴” , 血氧饱和度从100骤降到50 。 幸运的是 , 在医生们紧张讨论到底要不要上ECMO时 , 4个小时后 ,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又奇迹般地恢复了正常 。 这名患者也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康复病房 。
但他偏偏是在病情持续向好地情况下寻求紧急心理支持 。
原来 , 除了血氧饱和度最差的那段时间 , 他始终保持清醒状态 ,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经历了怎样惊险的过山车 。
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也遇到了类似案例 , 有时心理问题并不只是以情绪的形式表现出来 , “医生通知一位患者准备出院 , 但听到‘好消息’ , 患者反而出现了胸闷、喘不上气的症状” 。
王振说 , 其实这些身体症状并非来自于新冠肺炎 , 而是来自心理问题 。 “我感觉自己没有康复 , 为什么让我出院?”“出院以后隔离点条件不好怎么办?”“家人会不会不欢迎我?”
经过心理疏导 , 这名患者症状逐渐消失 。 三天后顺利出院 。
在王振和队友们支援的金银潭医院 , 病房里的焦虑、抑郁并不少见 , 他说 , “不少病人身体状况减轻了 , 心理症状却显露了出来” 。
『疫情』一条名叫新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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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震不同 , 疫情持续时间长 ,甚至可能出现复合型创伤”王振的团队2月21日抵达武汉 。 此后 , 以精神科专科医生为主的心理医疗队 , 由国家卫健委统一组织 , 从全国各地陆续赶赴武汉 , 进入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 “这次疫情有特殊性 , 持续一个月左右时人们仍处在‘应激期’ , 在这个时间点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 , 是及时和必要的 。 ”王振说 , 除了临床患者的“心理急救” , 更多的心理援助以缓慢而持续的节奏展开 。“特别是对那些在疫情中遭遇重大变故甚至亲人离世的人来说 , 心理创伤导致的抑郁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大多会在1到3个月后出现 , 少数甚至会在1年以后爆发 。 ”那场大哭之后 , 阿楠开始读懂了妈妈 , “她也曾是个孩子 , 她也是第一次面对失去 。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心语心理热线”心理咨询师李智 , 是来自北京的心理志愿者 。 她曾经听到一个类似的困惑 , 一位来电者求助 , 自己似乎失去了哀伤的能力 , “我爸爸前几天去世了 , 我和爸爸关系很好 , 可我为什么并不那么难过?”“其实 , 出现这样状况的不止你一个 。 并不是你不哀伤 , 更不是你不爱爸爸 。 ”李智说 , 心理学中有一种“隔离机制”“压抑机制” , 当一个人感到特别痛苦时 , 往往会产生生物意义上的防御机制 , 屏蔽哀伤和痛苦 , 短时间内表现为“似乎不那么难过”或者“哭不出来” 。但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 , “你无法给每个火山口都盖上盖子” , 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 , 当遇到某一个场景 , 也许是和爸爸去过的球场 , 也许是别人家的亲人发生不幸 , 甚至也许是一件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的事 , 都有可能触发开关 , 所有情绪就会突然爆发 。 “对自己、对周围的人 , 都可能造成危机 。 ”5·12大地震时 , 肖劲松是湖北支援四川心理救援队的培训导师 。 大地震让很多生命戛然而止 , 映秀镇漩口中学的时钟定格在了5月12日14点28分 。 肖劲松说 , “很多人出现应激障碍 , 比如房屋倒下的瞬间经常‘闪回’ 。 那段短时间的记忆成了很多人触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按钮’ 。 ”与地震、火灾等灾难不同 ,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数月 。 长期从事临床心理工作的王振 ,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心理应激与心理创伤 。 王振告诉记者 , “汶川地震更多是关于某一个瞬间的一次创伤事件 。 但这次对很多患者和家属而言 ,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 这样的‘按钮’可能不止一个 。 ”“人有很强的心理韧性” ,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 , 一些因疫情而起的创伤会被时间抚平 , 完成自我愈合 。 但如果创伤的水位超过了心理的闸门 , 寻求帮助是必要的 。王振理解求助者内心的徘徊 , 不少人被病耻感困扰 , “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 ”“虽然复合型创伤疗愈难度增大了 , 但如果及时寻求专业心理治疗 , 绝大多数仍是可以治愈的” 。“白衣英雄的斗篷下面 ,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从2月中旬开始 , 各支援汉医疗队开始陆续配置了专门的精神科医生 。 目前已经有超过400名精神科医生来到武汉 , 他们的任务 , 重点在保障医护人员 。在直面生死的一线 , 医护人员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钟鸣医生 , 已经在金银潭医院奋战超过两个月 。 私下里 , 同事给他起的外号是“ECMO大神” , 似乎他总能创造奇迹 。 但钟鸣坦言 , “这次真的不一样” 。与以往很多转入重症病房就处在深度昏迷状态的病人不同 , 钟鸣曾经遇到一位患者 , 他刚跟患者说 , “如果你再好一点我就要把你转出院了” , 但第二天却得知这名患者病情突然加重不幸去世 。 “当一个非常鲜活的人 , 在跟你有很多交流互动之后 , 突然不好了 , 给人的冲击是很大的” 。不过 , 根据多家武汉心理热线的反馈 , 几乎没有医护人员拨打心理热线 。王振告诉记者 , 只有当出现了严重失眠的情况下 , 他们才会想起求助精神科同事 。 “多数只是希望开点帮助睡眠的药” 。“前期他们陷在高负荷的工作中 , 无暇‘舔舐伤口’ 。 ”王振说 , 医护人员身上的白衣 , 并不是心里的铠甲 , 一些创伤如果没有经过及时的疗愈也存在隐患 。 这或许是许多医护人员离英雄这个词最近的一次 , 但“英雄的斗篷下面 , 其实是一个个可以选择不坚强的普通人” 。“创伤总是先于语言的” 。 王振和他的团队在开展谈话治疗的过程发现 ,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事件 。 “因为创伤将人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 , 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做出情绪化的表达 。 或者 , 干脆保持沉默 。医务人员也不例外 。王振说 , “很多人只是不允许自己不坚强” 。 要读懂每一句“我没事”里的“有事” ,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这需要技巧 , 更需要信任 。 ”3月7日 , 在金银潭医院的小花园里 , 王振和队友们为女医护人员开了一场“巴林特小组”心理叙事分享会 。 王振告诉记者 , “护士居多 , 也有少数医生 , 他们都不是主动来的 , 感觉像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来的 。 ”“但来了之后就有效果” 。 在精神科医生引导下 , 队友们逐渐打开了心里的锁 。一位本地的医护人员说 , 在早期一床难求的环境下 , 医护人员经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 “一位朋友打电话说 , 我的家人病了 , 没床位 , 你救救我吧 。 ”“实在没有床位 , 你告诉我在家里应该怎么办?”王振能感受到这名医护人员的无奈 , “一个电话、两个电话、三个电话……后来她甚至不敢再接电话 , 直接把手机放在家里” , 因为“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心痛 , 每一次电话都是一次创伤” 。这些从来没跟人分享过的压力在表达之后得到了宣泄 。 逐渐地 , 不少医护人员开始主动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心理支持 。 “宣泄之后的舒畅感是一个好的开始” 。 王振说 。王振建议 , 为医护人员配置相应数量的精神科医生应当成为突发应急事件的标配 。 理想状态下 , 应当按照1:10或者1:20的比例配置 。 “但现在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 ”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和各地援(鄂)汉医疗队队员 , 总数超过七万 , 而援(鄂)汉精神科医生约400多名 , 比例尚不足1:100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 , 目前我国大约有3万多名精神科医生 , 相比发达国家人均精神科医生数仍存在较大差距 。 与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不同 , 赶赴前线的精神科医生原本应当主要承担医护人员心理的保障工作 , 但实际情况是 , 精神科医生还需要承担大量原本并非他们职能范围之内的任务 。 “不是他们不能对普通患者做心理咨询 , 是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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