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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门人：“微信遗嘱”开通了！不到一天，就有1000多人用了( 二 )


他们这些志愿者像毛细血管一样连系着城里城外 。 “封城”初期 ， 城内医疗资源极其紧张 ， 志愿者们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 。
这项工作更大的危险在于被感染的风险 。 在前线 ， 王超除非去医院 ， 否则舍不得穿防护服 。 直到现在 ， 他戴的依然是普通的医用口罩 。 他怕家人担心 ， 起初都没有告诉家人自己在做志愿者 。
2月18日深夜 ， 王超在武汉火车站卸货时 ， 发现自己发烧到38℃ ， 他急忙自我隔离 ， 好在这次只是虚惊 。 这件事他也没敢及时跟家人说 。
王超并不忌讳谈及死亡 。 当南都采访人员问他为何要写遗书 ， 他说最初决定当志愿者时 ， 自己就对整天在外面跑的不好结果做好了心理准备 。 “我人在外地 ， 还住在别人家 ， 万一我死了 ， 谁知道？所以要把一些后事都安排好 。 ”他说 。
许多与他一起奋战的志愿者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 “当时我身边的志愿者都担心 ， 尤其担心万一自己出事家人怎么办？所以各自就写了遗书 。 ”他说 。
遗书放进了行李箱：
“父母很抵触”
“等武汉疫情由一级响应降到三级响应 ， 我才能安心回家 。 ”广东清远人黄春明说 ， 他也是一名80后 。
武汉的一个多月内 ， 他从北上批发砂糖桔而滞留的客商 ， 转身变为忙碌在货运站、医院和社区之间的志愿者 ， 熟练地协调医疗和生活物资的配送 。
1月21日 ， 黄春明与业务经理驱车来到武汉给家乡的砂糖桔找销路 ， 两天后武汉“封城” 。 他随即做起了志愿者 ， 负责为医院和社区配送医疗生活物资 。
“你怎么知道来接货的是不是病毒携带者？我们的确每天是在跟死亡擦肩 ， 而他们（医护人员）每天都是直接面对死亡 ， 我们怕什么呢？”黄春明说 ， 他与其他志愿者都已写好了遗书 。
黄春明认为武汉需要自己 ， 他不能置身事外 ， 但身在疫情中心 ， 还整天在外面当志愿者 ， 黄春明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 当父母看到武汉有医护人员殉职 ， 就会说缺乏医护常识的志愿者更危险 。 “每天都在唠叨 ， 说不要老往医院那个地方跑 。 ”黄春明说 。
他很理解父母 ， 也经常解释在正确的防护措施下 ， 没他们想得那么严重 ， 但毕竟风险还在 ， 尤其想到家里有老有小 ， 他也很怕 。
黄春明说 ， 武汉“封城”最初那段时间 ， 整个城市的情绪 ， 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切身感受到 。
“那个时候空气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 都很悲观 ， 突然之间 ， 我意识到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没去干 ， 太多的心愿没有完成 ， 太多的话没有对家里人说 ， 真的害怕突然有一天自己就这么‘过去’了 。 ”他说 。
于是 ， 他在一个本子上写好了遗书 ， 然后放进了行李箱 。关于遗书的内容 ， 他说主要是对孩子教育、父母赡养等家事的嘱托 。
他写遗书这件事后来家人也知道了 ， 妻子始终在后方鼓励支持他 ， 但老爸老妈对此非常抵触 。
“如果不是距离死亡那么近 ， 我永远想不到要写那个遗书 ， 但是现在的情况 ， 我觉得要给自己身边的人交代一下 。 ”他说 。
女医生立遗嘱请战一线：
“请领导优先考虑”
“眼下除湖北 ， 各省疫情相对得到控制 ， 但湖北各市战况仍吃紧 ， 我自愿请战 ， 到更前线的湖北支援 。 ”广东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生陈芳（化名）用键盘敲下这样一段话 ， 这是她交给医院的请战书 。
陈芳是这家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六年的“老主治” 。 2007年大学毕业后 ， 她在这家医院已经工作了近13年 。 “我在我们科一线的医生当中 ， 年资是最老的 。 所以我们科我肯定是要去（前线）的 。 ”她说 。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一月份成立了儿童救治组 ， 陈芳是儿童重症救治组的成员 。 她说 ， 救治组成立1个多月以来 ， 儿童总病人数一直控制在5个以内 ， 未出现重症病例 ， 所以她还在原来的医院上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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