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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历史」政弊则赋乱”：从税赋变化解读大唐王朝兴衰，“政理则赋平

唐王朝自兴盛以至衰亡 ， 经历290年 。 在前期124年中 ， 封建统治者承隋之弊 ， 政尚清简 ， 纳谏用人 ， 轻徭薄赋 ， 绥抚亲附 ， 人民生活由动乱趋于安定 ， 从而促使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 出现国家财赋比较盈足的局面 。 但自玄宗天宝年开始至宪宗元和15年的79年间 ， 承盛世余绪 ， 晏安耽毒 ， 朝政失理 ， 佞臣附幸 ， 地方跋扈 ， 变乱四起 ， 赋役繁兴 ， 人民逃亡流徙 ，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 国家财赋处于收不抵支极为困乏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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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穆宗至昭宣帝的后期八十七年 ， 更因宦官与士族间权力斗争不已 ， 地方割据势力坐大 ， 中央权力旁落 ， 赋税更为苛滥 ， 社会经济走向崩溃 ， 终于在农民起义浪潮中衰亡 。 可以说 ， 有唐一代 ， 它的赋税制度的变革与起落 ， 始终是随着政治状祝的好坏而转移变化的 。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 ， 他生于唐中叶安史乱后的忧患之世 ， 从政期间 ， 即抱兴利除弊 ， 变革腐政之志 ， 曾参与顺宗时王叔文集团进行的“永贞革新” 。 贬官流徙后 ， 在诗文中对唐中期出现的弊政和赋税苛虐所造成的民生疾苦情状 ， 多有抒发 。 从其诗文中、更为后人揭示了赋税必须寄重于治政 ， 致意于民生之理 ， 而唐代赋税之所以初平终乱 ， 大抵亦缘因于此 。 这里就读后几点随想 ， 归结唐代赋税称平称乱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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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一：治政重在养生 ， 治赋重在安民
赋税和兵役(包括劳役) ， 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赖以维持而作为治政要略的两大基础 。 封建经济的根本在于农业 ， 唐初百余年盛世的出现 ， 除了政尚宽简等外 ， 主要是实施“均田法” ， 使民有可耕之田 ， 大量荒地得到垦种 ， 和推行“租庸调制” ， 在编造人丁户籍基础上 ， 较合理地规定赋役负担 ， 使政府有可靠的财力来源 。 重视农业生产 ， 减轻民力负担 ， 社会经济就得以稳定发展 ， 加上统治者能以戒奢崇俭列为《帝范》 ， 国家财力也就出现盈足局面 。
但是 ， 中期后情况变了 。 统治者在蓄积殷富的陶醉下 ， 不能“慎终如始”以至治安则骄侈生 ， 骄侈则危亡至 ， 权力下移 ， 变乱踵起 ， 募兵扩增 ， 赋役加重 ， 人户离散 ， 农业经济恶化 。 在官吏逼索赋税刻剥下 ， 农民生计无着 。 这些情况 ， 在柳宗元的诗文中都作了深刻的揭露 。 农民们终年累月的劳作 ， 得到的是“尽输助赋役 ， 聊就空舍眠”“蚕丝尽输税 ， 机抒空倚壁”等了无遗存的悲惨结局 。 “与吾祖居者 ， 今其室十无一焉 ， 与吾父居者 ， 今其室一无二三焉 。 与吾居十二年者 ， 今其室十无四五焉 。 非死则徙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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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中的捕蛇者诉说：这种苛政苛征 ， 重赋重敛之毒已甚蛇 。 问题在哪里？即在治政不重养生 ， 治赋不重安民 ， 不图发展经济 ， 但求增赋敛税 ， 上焉者好烦其令 ， 不问财源培养 ， 下焉者借旨逼索 ， 不顾民力负担 。 出现“官命促尔耕 ， 勖尔植 ， 督尔薐 ， 缲而绪 ， 早织而缕 ， 字而幼孩 ， 遂尔鸡豚 ， 鸣鼓而聚之 ， 击木而召之”
种种唯恐罗掘不足的苛繁督责现象 ， 政失养生治平之道 ， 赋去安民生财之源 ， 祸乱自然产生 。 柳宗元的这些诗文 ， 说明作为封建治政要略基础的赋役制度 ， 在统治机体腐朽性日益暴露中 ， 已经走上了绝途 。
「大雁历史」政弊则赋乱”：从税赋变化解读大唐王朝兴衰，“政理则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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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二：只有变革政治 ， 才能变革赋税
国家赋税制度因势异情变而须作相应的变革 ， 它既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更须合乎安定统一政局的要求 ， 后者更是其能否取得变革成效的前提条件 。 唐初一百几十年中 ， 鉴于隋末重奢重赋之失 ， 务以抚辑流亡休养生息、轻赋治安复苏社会经济为重 。 统治集团内部虽也有权力争夺 ， 但基本上是求治求安 ， 并在“中国既安 ， 四夷自服”下扩大了疆土 ， 出现了盛世 。 一个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 是“租庸调制”得以较持久推行的重要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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