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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


北宋党争非常厉害 ， 其中台鉴颇有推波助澜之功 。 台鉴参与党争 ， 对北宋的政治风气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 那么具体来说 ， 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下面带大家来看一看 。 一、是非标准被党派标准所取代 ， 加剧了官场倾轧和吏治腐败 。
朋党在用人问题上实行援引私人 ， 重用亲信的政策 。 他们往往重用子弟亲属 ， 援引同乡 ， 荐举门生故吏等 ， 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一些奸邪小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 北宋党争日益激烈 ， 为了维持各自政治集团的力量 ， 举荐官吏不再“任人唯贤” ， 转而任人唯“党” ， 这种现象在“新法之争”和“新旧党争”时期尤为突出 。

『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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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甫一执政 ， 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朝廷舆论对变法命运的影响 。 为了顺利推行新法 ， 其在变法准备阶段便意图控制言路 ， 大力举荐支持变法的士大夫为台谏官 ， 如举荐李定为御史、张商英为监察御史 ， 同时将反对新法的台谏官驱逐出台谏系统 。 谏官吴申、御史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觊、谏官唐垌等人皆因反对新法被贬官 。 王安石把反对新法的台谏官尽皆贬逐 ， “台谏言执政者皆逐之 ， 尽易以执政之党臣” ， 成为执政党臣的台谏言事议论自然以附会执政风旨为准则 。
哲宗时期 ， 在对待台谏的问题上 ， 司马光和王安石高度一致 。 正如王安石拉拢台谏、排斥异己一样 ， 司马光入持政柄之后 ， 立即提拔旧党士大夫为台谏官 ， “擢刘挚为侍御史 ， 王岩叟、朱光庭引在言路 ， 结成党羽” 。 选用台谏皆是以党派为标准 ， 而不考量其是否具有台谏应有的政治品格和能力 ， 从而导致官僚系统混乱、吏治日益腐败 。
台谏参与党争风气的盛行 ， 使朋党之间互相倾轧 ， 从政治迫害到干预学术 ， 无一不为 。
宋徽宗时期的“崇宁党禁”是蔡京集团对所谓元祐党人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 然而实际上遭到迫害的并非只有元祐党人 。 蔡京将一切异者都划为元祐党人 ， 列入“元祐党籍” ， 完全是出于私利的政治打击和迫害 。 元祐时期 ， 元祐党人曾禁毁“荆公新学” ， 蔡京便如法炮制 ， 其以政治干预学术 ， 并将之扩大化 ， 对元祐党人的所有文学作品一并禁毁 。 禁毁“荆公新学和“元祐学术”对北宋文学、文化造成了重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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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廷关于朋党的争论与反思趋于频繁
在台谏参与党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 北宋君臣关于“朋党”的讨论和反思也逐渐增多 ， 其中关于朋党的弊端以及如何去朋党的争论最为频繁 。
杨万里曾说:“其惟朋党之论乎！盖欲激人主之怒莫如党论 ， 欲尽逐天下之君子莫如党论 ， 欲尽空天下之人才莫如党论 。 ”
建中靖国元年（1101） ， 殿中侍御史商倚上疏徽宗乞戒朋党之弊:“臣尝闻自古朋党之论既起未有不为朝廷患 。 臣不敢远引汉唐败乱之迹为今日戒 ， 臣窃观绍圣、元符间朋党之说互作 ， 岂朝廷所欲为哉臣愿陛下听览之际 ， 圣虑先及 ， 仍诏中书门下特行戒励及出榜朝堂 ， 庶以少慰中外士大夫危疑之心 ， 知朝廷深恶朋党之弊 ， 使善人君子可以存立 ， 则大中之道何患不建 。 ”
上述记载足以说明宋人对朋党的弊端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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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二年（1087）五月 ， 胡宗愈为御史中丞 ， 哲宗问朋党之弊 ， 宗愈曰:“君子义之与比 ， 谓小人为奸邪 ， 则小人必指君子为朋党 。 陛下择中立不倚者用之 ， 则朋党自销 。 ”元祐八年（1093） ， 尚书右丞梁焘奏曰：“陛下必欲无朋党交通之患 ， 莫若判别邪正 ， 辨察真伪 ， 无惑先入之说 。 必取众多之议 ， 则事合公当不牵于所爱；必察偏私之情 ， 则真伪自明 。 常使君子在内、小人在外 ， 则朋党自消 ， 交通之欢自无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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