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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 )


绍圣四年（1097） ， 御史中丞邢恕上疏论朋党曰:“凡朋党所以成者 ， 以其所爱 ， 虽不肖得以私进之；所恶 ， 虽贤得以私退之 。 由此能鼓动人情 ， 使之归己 ， 此朋党之所以成也” ， 于是建议哲宗：“使威福予夺足为臣下之利害者 ， 皆自己出 ， 则人人砥节向公 ， 惟事君而已 ， 岂复肯附执政大臣为朋党哉？执政大臣虽欲植朋党 ， 岂可得哉？”
邢恕这段论述充分说明了朋党不分是非、党同伐异的特性 ， 他认为君主只有把威福予夺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 使人臣惟知事君 ， 才能遏制大臣朋党 。

『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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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台鉴催化下 ， 党争呈不断扩大趋势
最后 ， 在台谏的催化下 ， 北宋时期的党争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 ， 主要表现在党争持续的时间增长；利用文字狱打击的异党人数愈来愈多 ， 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党争从政见之争发展为意气之争 。
“景祐党争”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五月 。
“庆历党争”始于庆历四年（1044六月 ， 终于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 ， 持续了17个月 。
“濮议之争”始于治平二年（1065）四月 ， 终于治平三年（1066）三月 ， 持续了11个月 。
神宗朝的“新法之争”则贯穿于熙丰年间而不止 ， 其余波甚至影响到哲宗时的“新旧党争”“新旧党争”则从元丰八年（1085）八月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
宋仁宗、英宗和神宗时期的台谏参与党争 ， 主要是因政见分歧而导致的朋党之争 ， 但随着不同党派的形成和扩大 ， 哲宗时期的党争已经发展为意气之争 ， 最终在徽宗时期走向全面党锢 。
“进奏院狱案”受到最大打击的是苏舜钦 ， 其在此案中被贬之后 ， 再未进入中央权力系统 ， 同时被贬的大约有十几人 。 “乌台诗案”中除苏轼外 ， 受到牵连被贬的有25人 。 “车盖亭诗案”则是北宋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 ， 旧党借此案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清算由此可见 ， 台谏在北宋时期的几次文字狱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使文字狱的影响逐渐扩大 。

『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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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和英宗时期台谏参与的党争 ， 其影响仅限于党争之时 ， 党争结束其影响也随之消失 ， 没有扩大化的现象 。
然而 ， 从宋神宗时期开始 ， 台谏参与的党争逐渐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 ， 哲宗和徽宗时期尤其突出 ， 党争双方逐渐以排击整个政治集团作为目标 ， 极尽诋诬和罗织之能 。 随着愈来愈多的台谏参与朝廷的党争 ， 党争不断扩大化终酿成党祸 ， 宋人也感慨道:“祖宗时 ， 异论之人 ， 未尝深贬责 。 自元祐、绍圣 ， 更相报怨 ， 而朋党之祸成矣 。 ”
北宋后期 ， 随着台谏势力的增强 ， 台谏官诬劾他人、攻讦好胜的现象日益增多 。 台谏诋讦成风 ， 是台谏参与的党争扩大化的重要因素 。 此外 ， 君权和相权对台谏制度的破坏 ， 也是党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 结语：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 ， 台谏参与党争使北宋的政治风气有所变化 ， 主要表现在:
一、是非标准被党派标准所取代 ， 政治上是非不分 ， 加剧了官场倾轧和吏治腐败；
二、宋廷关于朋党的争论与反思趋于频繁；
【『史景迁』台鉴参与党争对北宋的政治风气有什么样的影响？】三、在台谏的催化下 ， 北宋的党争逐渐扩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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