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古籍」《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 三 )
“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选官与用人 ， 除了讲究原则 ， 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 。 到司马光的时代 ，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已经非常完备 ， 完备到出现了新的困局 。 一个人能否做官 ， 能够做什么级别的官 ， 不是哪个人可以说了算的 ， 而是通过严格的资历体系各项指标的计算得出来的 。 这个资历体系 ， 由出身、任职经历、考绩、举主、年资等等因素构成 ， 而且都是有档案可查的 。 用苏轼的话说 ， “今举于礼部者 ， 皆用糊名易书之法 ， 选于吏部者 ， 皆用长守不易之格” 。 所以 ， 他提出了任人与任法的两难抉择问题 ， “任人而不任法 ， 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 ， 则法繁而人轻 。 法简而人重 ， 其弊也 ， 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 ， 其弊也 ， 人得苟免 ， 而贤不肖均 ， 此古今之通患也 。 夫欲人法并用 ， 轻重相持 ， 当安所折中？”（苏轼《私试策问·人与法并用》）简言之 ， 苏轼的问题在于 ， 选官用人的过程中 ， 如何克服人情干扰与规则约束的矛盾 。
司马光当然没有直接回答“苏轼之问” ， 却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中期宰相崔祐甫用人之时 ， 间接提供了一个答案 。 由于德宗皇帝居丧 ， 崔祐甫获得了特别的授权 ， 面对前任宰相常衮积压的大量人事安排 ， 他放开手脚 ， 不到二百天的时间里 ， 就安排提拔了八百来人 。 德宗皇帝对他说：“人或谤卿 ， 所用多涉亲故 ， 何也？”崔祐甫回答：“臣为陛下选择百官 ， 不敢不详慎 ， 苟平生未之识 ， 何以谙其才行而用之 。 ”不认识的人自然无法知道其才能德行如何了 。 德宗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 君臣之间的这段对话 ， 涉及到苏轼说的任人与任法的问题 ， 崔祐甫的做法是任人而不任法 ， 凭着皇帝的信任 ， 本着一颗公心 ， 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大胆提拔任用 。
【「善本古籍」《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司马光并不认同崔祐甫的做法 ， 仅凭一人之力 ， 熟识的人总是有限的 ， 即使完全出于公心 ， 也不可能没有遗漏 。 他提出的办法是 ， “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 。 众曰贤矣 ， 己虽不知其详 ， 姑用之 ， 待其无功 ， 然后退之 ， 有功则进之；所举得其人则赏之 ， 非其人则罚之 。 进退赏罚 ， 皆众人所共然也 ， 己不置豪发之私于其间” 。 这是司马光有关选官用人问题论述中最切近制度设计的议论 ， 也是对“苏轼之问”最接近出口的一个回答 ， 这样做既不陷于人情干扰 ， 又可免于越来越繁密的规则的束缚 。 但是 ， 这个议论毕竟还是停留在理念上 ， 在制度设计中如何做到“举之以众 ， 取之以公” ， 这就不是生活在遥远北宋时代的司马光和苏轼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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