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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外国文学与历史上的瘟疫( 二 )


当大瘟疫自圣贾尔斯地区爆发时 ， 丹尼尔·笛福正值垂髫之年 。 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 ， 笛福知晓当时的民生百态和患者疾苦 ， 并在他的作品（特别是其1722年出版的《瘟疫年纪事》）中不时地流露出对瘟疫的恐惧 。 当笛福回顾伦敦大瘟疫时 ， 他事无巨细地描绘了他所生活的伦敦城是如何遭受“高烧和伤寒”的“撕裂” 。 根据阿克罗伊德的记述 ， 笛福笔下的伦敦变成了“活生生、受煎迫的生灵 ， 而不是威斯坦·休·奥登诗里所谓的‘抽象的市民空间’ 。 伦敦备受‘高烧’煎熬 ， ‘泪流满面’ 。 其‘容颜顿改’ ， ‘蒸气和烟气’在街巷盘绕 ， 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 。 这座城逐渐使人们“完全陷入绝望” ， 使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 ， 摆脱周遭痛苦 ， 克服内心的恐惧 。 在笛福的记叙中 ， 一些伦敦市民“返投迷信” ， 被先知、解梦者、算命人、占星师、江湖郎中甚至巫师吓得“魂飞魄散” ， 骗得倾家荡产 。 他们病急乱投医 ， 购买“护身符” ， 冲到街上忏悔 ， 做出各种后世之人视为疯狂而荒谬的举动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笛福评论道 ， “在当时 ， 伦敦人的古怪脾性 ， 极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灭亡” 。 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人性中隐匿的那一份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 。

『文化』外国文学与历史上的瘟疫
本文插图

丹尼尔·笛福 资料图片
虽然英国王室在疫情结束后 ， 着手改善伦敦地区卫生条件 ， 类似的瘟疫也再未出现 ， 但是这次瘟疫对于后世的英国文人影响十分深远 。 在沙夫茨伯里伯爵眼中 ， 伦敦城赫然就是一座“瘟疫之城” 。 简·奥斯丁也曾写道 ， “在伦敦 ， 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 ， 在那里“无人能够保持健康” 。 久而久之 ， 这种对于伦敦城的悲观论调逐渐演化为了一种恐慌情绪 ， 折射出藏匿于人性深处的那一份懦弱 。 当描写瘟疫时 ， 恐惧成为许多英国作家共有的情感体验 。 1762年 ， 当詹姆斯·鲍斯威尔访问伦敦时 ， 他颇为“担心自己得了伤寒” 。 在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中 ， 当叙述者走过泰晤士河畔的街巷时 ， 他观察着“路过的每一张面孔”和面孔上呈现的“虚弱”而“愁苦”的印记 ， 同时聆听着“婴孩恐惧的啼哭” 。 这声声“啼哭”似乎暗示了整个伦敦城和生活在其中的所有居民在瘟疫面前已然退化为稚嫩无助的婴孩 ， 对瘟疫的突然出现感到恐惧至极 。 而这“婴孩恐惧的啼哭”声似乎早已响彻在了笛福和其他一众英国作家的耳中 。
3、二十世纪的思考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世纪的大门 ， 文学家们对于瘟疫的态度和反应渐渐发生了变化 。 与十七世纪伦敦“啼哭”的“婴孩”不同 ， 二十世纪作家们逐渐成长为更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 。 在面对瘟疫话题时 ， 他们已不再一味地展示瘟疫的可怕破坏力 ， 抑或单纯地发出誓死迎战瘟疫的“呐喊” 。 反之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倾向于从瘟疫话题入手 ， 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为深刻的思考 ， 提出自己的见解 。 在他们看来 ， 瘟疫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隐喻 ， 流窜在花花绿绿的图书封面之下 。 一方面 ， 瘟疫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比喻社会的顽疾 。 另一方面 ， 它亦常被一些作家们用来反思人性的复杂和微妙 。
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 ， 描写了里厄医生等一批人抗击鼠疫的过程 ， 歌颂了他们无畏的抗争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 同时 ， 加缪也借此故事 ， 通过诸多“荒诞”而又“现实”的情节 ， 用发生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的鼠疫事件影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文明、社会体系以及道德标准的崩坏与垮塌 。 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猩红疫》延续了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玛丽·雪莱在《最后的人》中对于瘟疫传染性及其影响人际交往关系方面做出的思考 ， 并借鉴了埃德加·爱伦·坡在《红死魔的面具》中描写的红死病意象 。 在《猩红疫》中 ， 杰克·伦敦将故事背景设置在2073年 ， 通过记叙詹姆斯·史密斯在猩红疫爆发前后的所见所闻 ， 展现了疫情蔓延状态下人类社会和文明走向末世的图景 。 在故事中 ， 瘟疫导致了家人间的猜忌隔阂、邻里乡民间的火并以及人类社会模式和文明进程的颠覆性改变 。 面对这一切 ， 身为教师、肩负延续人类文明使命的主人公无奈背井离乡 ， 返乡后在教育孙子时又力不从心 ， 这些都暗示了一股新的思潮 ， 即真正威胁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并不是瘟疫 ， 而是人类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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