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特派记者」1100万人暂停轨迹,从封城到解封,武汉76天经历了什么?( 二 )
志愿者联盟中的爱心车队从刚开始的私家车到小货车、小卡车、大货车的加入,从开始调度一个车队到后来大规模协调调度多个车队。老师、学生、公务员、教授、白领,企业家、采访人员和海外人士,以及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律师和普通工人等600人充实着这个联盟。
“后来我们关注抗疫行动中社会救助的盲点,比如帮助病人转发求助信息和联系救助机构,帮助流浪在武汉无家可归的人”,汤红秋说,疫情期间1400多吨各类物资通过她们转运分发,包括20万公斤消毒液和酒精、10万双手套、17280箱牛奶、10000多套防护服、10多万只口罩、14000盒茶叶、几十卡车瓜果蔬菜、大米饼干,几十台呼吸机、1辆救护车,物资价值近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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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最后一个休舱的武昌方舱医院。南都特派采访人员 吴泽嘉 摄
美德志愿者联盟的关爱覆盖火神山、雷神山等二十多家一线医院、9个方舱医院、100多家养老院、70多个社区、5600多位空巢老人、600多位残疾儿童、400多位普通市民、100多位滞留在汉人员等,帮助人数超过十万人。
新冠肺炎疫情和封城让人与人、城与城的距离变远,也让心与心的距离靠得更近。民间志愿者的行动,融冰化雪,温暖武汉这座城。
方舱医院让人看到曙光
封城后,在人们生活的基本单元社区,又是另外一番抗疫图景。
武昌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在除夕当天已经放假。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大量患者往返于社区和医院之间,医护人员抗疫压力也越来越大。王学丽接到通知立刻返岗,此时13名社区工作人员有3个已被感染,一位则因家属被感染需要照顾无法返岗。
王学丽回到社区之后发现,一两天内社区就突然增加了很多病人,之后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所有人都备受煎熬。被感染的居民需要尽快送到医院,这不仅关乎他的性命,也关乎全社区每个人的安危。
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不是不大。“有个同事因为咽喉炎一直咳嗽,忽然有一天夜里不咳了,把我们都吓死了。我们自己喉咙痒很想咳都不敢咳,有一天晚上我睡着咳嗽咳醒了,吓得突然坐起来,背上一身冷汗。”王学丽说,刚开始,跟感染的社区居民接触,年轻的同事吓得腿发抖,她其实也很害怕,但只能自己顶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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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期间母亲在老家去世,武昌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丽说很想回去,但当时社区的现实情况和武汉管控措施让她实在回不去。
一度,王学丽觉得自己一定会被感染,只求家人平安。“这么一想反而不怕了。然后,其他人也没那么怕了,工作逐渐进入正轨。”王学丽说,此后,一个个志愿者在社区干部的带领下,走出恐惧,来到抗疫第一线,她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她的母亲在河南老家去世。“我很想回去,但那种情况,就是走不开,也回不去啊。”她眼里含着泪水回忆。
王学丽说,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为社区患者抢到一张床位,她送患者去指定地方搭大巴去医院,那天刚好小区封路,到一个路口被封,到一个路口又被封。“那个大巴到点就要开,否则医院的床位就给别人了,新冠肺炎患者缺氧走不快。如果他错过了不知道还等到什么时候,人可能就等没了。我一急就冲上去挡在那个车前面,结果车上的人和司机都冲着我喊,这一车人被耽误,我的罪过更大。唉,我心里那个煎熬,感觉时间太漫长了。”王学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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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丽曾担心自己会被感染,有人给了她一盒提高免疫力的药,她感动不已。
东亭社区先后一共转运了数十位患者。“现在患者CT片子,我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新冠肺炎,轻症还是重症。”王学丽说,她和东亭社区只是“封城”后武汉诸多社区中的一个缩影。而后来陆续启用的方舱医院,好比黑暗中的曙光,让社区患者转运明显加快,让她们这些社区工作者有了绝处逢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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