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离开战友的日子( 二 )
一个小时后 ， 楼道里渐渐多了些脚步声 。 大队长张军带着几位消防员 ， 开始整理堆放在一楼的物品 。 那段时间 ， 不停有信件和慰问物品从四面八方送到西昌大队 。 信件里 ， 除了对烈士们的悼念 ， 还有人特别叮嘱：“活着的人要更坚强 。 ”
队员们低着头搬东西 ， 几乎全程沉默 。 几米外的崔东明 ， 被这种“沉痛”击中了 。
身高1.78米的张军比他之前在电视上见到的瘦了许多 ， 这个东北汉子在2019年“3·30”大火后的一周里 ， 体重掉了18斤 。
作为西昌大队的主官 ， 张军在2019年“3·30”火灾事故发生后 ， 带着队员们上山搜寻牺牲消防员的遗体 ， 每一具都是他护送下山 。 兄弟们最后的样子 ， 他至今也忘不了 。 那一刻 ， 他和队员们抱头痛哭 ， 遇难的消防员 ， 每个都是过命的交情 。 回到驻地 ， 面对一张张期待队友们生还消息的脸庞 ， 张军又禁不住失声痛哭 。 旁边的消防员和他说：“你不能倒下 ， 不然我们就是没家的孩子 。 ”
从那以后 ， 张军就把眼泪憋回去了 。 他坚信一点 ， 无论自己能不能从悲痛中走出来 ， 都要把队伍重新带起来 。
崔东明问张军 ， 希望自己来了以后能为大队做什么 。 “恢复战斗力！”听见这个回答 ， 崔东明十分动容 ， 却也为张军隐隐担忧 。
接下来的对话更加证实了这种担忧 。 崔东明感到张军把内心的负面情绪压下去了 ， 努力呈现出一个坚强的形象 。 但从专业视角看 ， 这样的压制对张军的身心健康并没有好处 。
来之前 ， 崔东明对西昌大队的情况做了初步了解 ， 有了心理准备 ， 但真正走进这支队伍 ， 困难远比预想的大 。
起初 ， 队员们对他是“拒绝”的 。 在楼道里 ， 见到崔东明远远走来 ， 许多消防员会选择拐弯或者低头走过；崔东明试探地问他们 ， 愿不愿和自己聊一聊 ， 有的队员伸手一挡 ， 拉高声调说：“老师我没有心理问题 。 ”
“这些表现都很正常 。 ”崔东明记得 ， 2015年天津港发生爆炸后 ， 他见到的消防员也是这种表现：流血流汗不流泪 。
选择住在西昌大队的崔东明 ， 决定换一种方式 ， 去靠近这些有“伤口”的孩子们 。 每天 ， 崔东明会去院门口的值班室站着 ， 只要值班室的门开着 ， 他就和里面的队员聊聊家常 ， 聊一些成长经历 ， 希望借此能慢慢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 。
队员们渐渐敞开心扉 ， 开了口 。
“门一响 ， 总以为是兄弟们回来了”
一段时间内 ， 谁也不愿主动提及这场灾难 ， 更不能接受战友离开的事实 。
宿舍后面的宣传栏里 ， 贴着西昌大队全员照片的笑脸墙 ， 被悄悄换了下来 。 火灾过后 ， 队员们有意识地避开那里走 。
没能和兄弟们一起上火场 ， 四中队一班班长杨杰一直内疚 。 原本4人的宿舍里 ， 只剩自己和队友郎志高二人 。 同在一个空间 ， 两人的交流甚少 。
入夜 ， 是更为痛苦的一段时间 。 躺在床上的杨杰眼前总是浮现和牺牲队友们在一起的画面 。 隔着几米远的床铺上 ， 郎志高也没有睡着 。 谁也没有勇气先打破这种沉静 ， 杨杰躲在被子里 ， 一个人默默流泪 。
26岁的梁桂是队里的通信员 。 最初的日子里 ， 他睡得很不踏实 。 西昌的风大 ， 晚上一阵风吹来 ， 宿舍门哐地一声被推开 ， 梁桂总以为是兄弟们回来了 。
失眠成了那段时间里队员们共同的“敌人” 。 “他们需要倾诉 ， 却又不愿意主动提 。 ”崔东明感受到了一种纠结 ， 有些队员晚上睡不着觉 ， 有的宿舍只剩下一个人 。
张军决定大家行动尽量以集体活动为主 ， 不让某一名队员单独待着 ， 把大家的精力牵动起来 。 剩下的队员合并到同一层居住 ， 原本住满了队员的二三楼 ， 当时都搬进了二楼 ， 三楼一下子变得空荡荡 。
崔东明知道 ， 经历这般悲痛后 ， 失眠、恐慌和消极 ， 都是一种正常的应激反应 ， 并不意味着这支队伍就此变得软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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