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污蔑中国为何成了西方精英的“刚需”？，在疫情中(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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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蔑中国
为何成了西方的“刚需”？
在模型的合理性得到证明后 ， 我们将其应用于分析对中国抗疫绩效的各种议论 。
在此 ， 对数学模型没有兴趣的读者只需记住它的含义要点即可：
一个国家的抗疫绩效（P）由I因素（信息因素）和A因素（行动因素）所共同决定；在疫情初发的第一阶段 ， I因素的作用较大 ， 但在疫情暴发的第二阶段 ， A因素的作用更大 ， 而且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 最终决定抗疫的绩效 。
这个模型可以帮助中国主流社会迅速看清问题的本质 。
当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发生时 ， 西方精英（指在政界和舆论界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最初的反应是在总体上对中国嘲讽 ， 并没有偏重I因素或A因素 。 但当西方国家同样受到疫情的威胁后 ， 西方精英开始在政治上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 ， 但是绝口不提中国的A因素对于控制疫情的作用（尽管后来也“偷师”） 。
从科学分析的角度看 ， 只提I因素而回避A因素不是对事件原因的平衡估量 ， 是反科学的 。
因此 ， 西方精英这样做的动机是政治性的 ， 即出于掩饰自己无能的政治需要：
第一 ， 西方精英在A因素方面的相对低能可能会证明西方制度的低能 ， 所以必须以攻击中国的I因素来掩饰；
第二 ， 西方国家其实在I因素上也是低能的 ， 表现在中国正式报告疫情后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
现在 ， 西方精英企图把自己在I因素上的低能归因于中国的I因素（即称中国没有更早地报告疫情） ， 但却以他们自己对疫情信息的忽视而证明中国的I因素与西方国家的I因素没有逻辑联系 ， 所以谓之为“甩锅” 。
至此 ， 新冠病毒发生的问题也被牵扯进来 。 这种病毒到底是自然界自发产生的还是来自“阴谋论”认为的人为因素 ， 迄今没有确切的答案 ， 有待科学研究的回答 。 但是 ， 可以肯定的是 ， 这个变量与抗疫绩效无关 ， 即病毒的发生与P、I因素和A因素都没有关系 ， 所以不可能放在上面的数学模型里 。
因此 ， 至少到目前为止 ， 世界上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抱怨新冠病毒的发生 ， 除了想出更好的办法去预防未来的病毒 。
事实上 ， 对于一种人类从来不知道的病毒 ， 对它的认知本来就是应该被考虑在中国的I因素里的 ， 因为疫情首先在中国严重发生 。 但是 ， 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 西方精英企图把新冠病毒说成是特定于中国的产物；他们执意将COVID-19称为“武汉肺炎”的动机 ， 就是企图把一个自然的（或阴谋论的）、物种的变量重新定义为一个种族的、地域的和政治的变量 。
这种做法当然是反科学的 ， 因为它就把本来没有关系的变量拉进了影响抗疫绩效的因果链条 。 西方精英这样做 ， 也就把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的发生与中国的I因素合二为一 ， 从而把“稻草人”扎得更大、更吓人 。
以上述分析为参照系 ， 可以清楚地分辨在中国国内对抗疫绩效的批评中 ， 哪些是建设性的 ， 哪些是诋毁性的 。
例如 ， 某些人从疫情初起到疫情被控的整个过程中 ， 始终坚持批评中国的I因素 ， 绝不提A因素 。
事实上 ， 如果不是中国的A因素 ， 这些人（特别是身在武汉的人）完全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 所以他们也是中国A因素的受益者 ， 但却选择无视包括武汉人民和“逆行”医护人员在内的中国人民为抗击疫情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
用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很清晰地定义为什么这种行为是“吃里扒外”——享受着中国的A因素 ， 却企图通过专门攻击I因素来否定中国的抗疫绩效 。
实际上 ， 批评中国的I因素不仅在早期阶段有合理性 ， 而且从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 ， 只要动机是为了帮助改进 。 出于这种目的 ， 甚至也可以批评A因素（笔者坚持批评中国的技术政策已近20年） 。
但是 ， 在中国已经控制住疫情的时候仍然集中攻击中国的I因素而回避讨论A因素 ， 甚至甘愿为西方精英的“甩锅”行为提供“证据” ， 那就不再是以偏概全的智障 ， 而是别有动机的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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