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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揭开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之谜：或是被偶然发现( 三 )


根据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 ， 可以发现当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监视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 ， 它的总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104号贝勒路口的树德里104号” 。 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政治上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 ， 反对北洋政府 ， 而法租界当局为了支持北洋政府 ， 于是就派遣程子卿去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社团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 。 另外 ， 7月2日的《警务日报》曾误以为“树德里106号至108号”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 ， 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确定联合会究竟是在树德里104号 ， 还是在106号至108号 。 当他在树德里寻找联合会地址时 ， 听到106号客厅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 ， 于是就闯了进去 ， 在一大会场内东张西望 。 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 ， 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 ， 找错了房子 ， 对不起 ， 说毕扬长下楼而去 。 ”这说明程子卿没有说假话 ， 确实是把望志路106号当作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 ， 误闯入会场 。
有人认为法租界警方下达取缔集会条例的命令 ， 主要目的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或中国共产党的 。 但是朱华认为从资料来看 ， 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 ， 这一举措也是针对社团的 。 早在7月24日早晨 ， 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就前往贝勒路同益里5号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 ， 以开会须在48小时前函报警方并获批准为由 ， 阻止该团体预定在当天上午举行全体大会 。 由于当时法租界巡捕房中国侦探人数很少 ， 总共才6人 ， 为了更有效地压制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 ， 法租界当局在阻止留日学生救国团会议获得成功的基础上 ， 进一步发布这样蛮横的命令 ， 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 实际上 ， 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发布了几乎完全一样的命令 。
因此 ， 可以断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动没有特定的针对性 。 正因为如此 ， 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 ， 一时也没有办法 ， 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 。 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 ， 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
程子卿其人其事
据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 ， 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 。 薛耕莘回忆说 ， 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 ， 程子卿跟他聊天 ， 说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 。 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 。 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说 ， 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 ， 生于1885年 ， 读过三年私塾 ， 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 。 在1900年前后 ， 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 ， 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 。 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 ， 并与之结拜 ， 人称“程老三” ， 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 。 1905年 ， 经黄金荣介绍 ， 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 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 ， 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 ， 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 ， 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 ， 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 。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 ， 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 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 ， 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 。 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 ， 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 ， 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
薛耕莘有个习惯 ， 凡重要的见闻 ， 必定记录于笔记本 。 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 ， 亦被他记于本子上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薛耕莘曾被捕入狱 ， 笔记本被收缴 。 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 。 薛耕莘说 ， 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 ， 程子卿跟他一样 ， 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 。 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 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 1931年至1936年间 ， 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 ， 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 。 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 。 此后 ， 程子卿上下班时 ， 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 ， 前后达半年之久 ， 直到抗战爆发 ， 才得以平安度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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