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施展:我们在越南发现“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国内少有人注意

2018年中期以来 , 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 。
干部:施展:我们在越南发现“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国内少有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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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 我在2018年元旦发布的新书《枢纽》中就已经谈到这种可能性了 。 未料到 , 《枢纽》一书出版不到半年 , 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就真的出现了 , 并且规模迅速升级 。
一时间 , 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 , 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 , 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 。
【干部:施展:我们在越南发现“中国干部”这个群体,国内少有人注意】很多人质疑我在《枢纽》中的说法 , 认为现实已经狠狠地驳斥了这本书 。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 , 我认为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 。 因为我所论证的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 , 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 。
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 , 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 , 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 。 但是这种理论分析倘若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撑 , 说服力仍然有限 。
于是 , 在2019年 , 我与研究团队的伙伴们一起从北到南对越南做了深入调研 。 在去越南之前 , 我们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企业做了深入调研 , 以便获得必要的预备知识;从越南回来之后 , 基于新获得的信息 , 我们又逆向回溯到国内的供应链网络上游 , 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做了深入调研 。
大半年的深入调研以及与研究团队伙伴们的反复讨论 , 让我有了巨大的收获 。 基于调研形成的理论收获 , 可以总结为如下4点 。
第一 , 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 , 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 在可预见的未来 , 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
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 , 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 , 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 , 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 , 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 , 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 。 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 , 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 。
结果就是 , 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 , 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 , 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 。 这样一种转移 , 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 。
第二 , 能够转移的环节 , 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 , 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 。
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 , 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 , 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 。
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 , 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 , 是有机会转移走的 。 但是在转移过程中 , 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 , 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 。
第三 , 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 , 是中国民间的力量 。
我在调研中注意到 , 贸易摩擦越严重 , 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 。 所谓自救 , 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 , 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 。
但是 , 在转移的过程中 , 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 , 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 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 , 也来自民间经济 。 因此 , 贸易摩擦的结果是 ,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 , 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 。
我们在越南的调研中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干部”这个群体 。 所谓“中国干部”就是 , 无论什么“资”的企业(主要是台资) , 只要是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 , 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去的 , 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 , 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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