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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时如何抵制日货的？( 二 )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 ， 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 。 日货被定名为“仇货” ， 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 ， 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 。 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 反”的地步 ， 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 ， 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 。 商会随即展开调查 ， 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 ， 因此 ， 认定 “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 。 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 ， 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 。 在天津 ， 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 “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 ， 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 。 当地的《庸报》报道说 ， 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 ， 宋则久当夜查 验所有的女大衣 ， 没有发现日本纽扣 ， 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 ， 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 ， 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 ， 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 管 ， 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
「日本」“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时如何抵制日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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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 。 在传统意义上 ， 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 ， 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 ， 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 ， 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 商人都成了叛国者 ， 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 在郑州 ， 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 ， 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 。 妇女被 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 ， 否则就形同妓女 。 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 ， 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 ， 相反 ， 如果让 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 ， 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 ， 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 ”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 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 ， 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 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 ， 作家茅盾形象 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 ， 并且大家花了几百 块钱以后 ， 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 。 ’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 ， 买主们也都是‘国货 ， 国货’地说着 ， 就拿走了 。 ”
跟以往历次运动的情况完全相似 ， 企业家阶层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和得益者 。
「日本」“九一八”之后中国人时如何抵制日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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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 ， 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 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 ， 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 ， 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 ， 而重要的 华资工厂有81个 ， 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 ， 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 。 “九一八”之后 ， 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
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 ， 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 ， 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 。 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 ， 全市113家丝厂只有 20家仍在开工 ， 针织企业有1/3被迫关闭 。 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 。 但是不久 ， 情况得到了控制 ， 日本工厂失去的市 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
在天津 ， 一个叫赵子贞的企业家创办了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 ， 生产羊毛制成的布料 。 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同类产品正是日本货 ， 赵子贞给产品起的商标是“抵羊” ，也就是“抵制洋货”或“抵制东洋货”的谐音 ， 商标的图形是山海关、长城和两只争斗的公羊 ， 一看就知是中国人制造的布料 。 在上海 ， 还有一家章华毛纺厂索性将 自己出品的毛织品起名为“九一八”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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