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网』为少年的自己讨个说法( 二 )
强制报告制度
“很多案件成为隐形案件 ， 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 这是全球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通病 。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采访人员 ， 且不谈立案 ， 就连案件的发现也是一个难题 。
“我们在推的‘强制报告制度’ ， 都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 ”佟丽华说 ， “孩子还小 ， 有些情况她不了解 ， 她既不了解什么是违法犯罪 ， 甚至都不了解这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 她只知道痛苦 。 ”
2019年3月11日 ， 湖北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 ， 要求教育、医疗、救助、福利等机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等情形时 ，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 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 江苏、四川、河南等省份也已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
江梅称 ， 年幼时她不知道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意味着什么 ， 只知道“很丢人” 。 她不记得从家庭或是学校接受过相关的教育 。
“上了大学我还不知道 。 ”江梅说 ， 有一次和大学同学在食堂吃饭 ， 看到电视屏幕上有小蝌蚪一样的东西在动 ， 一位同学问“这是什么” ， 大家都笑了 。 其实那时她也不知道 。
她说 ， 上大学的时候 ， 才跟一位初中同学聊起过被强奸的经历 。
那位初中同学向采访人员确认 ， 确实听江梅讲过被强奸的事 。 “她读大学以后 ， 我们去大学里看她 ， 到公园去玩 ， 然后谈到小时候的事情 ， 她就跟我说了 。 我说你报警吧 ， 她说她妈妈阻止她 ， 很重视名誉嘛 。 ”
2019年8月底 ， 因为邻里纠纷 ， 江梅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 她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去咨询一位警察朋友——“我有个堂妹”幼年时被强奸了 。 那位警察回答 ， “报警 ， 不报警会后悔一辈子的 。 ”
2019年8月30日下午 ， 江梅去当地派出所报案 。
9月29日 ， 宝应县公安局以“经审查无犯罪事实”为由 ， 不予立案 。
能否借鉴打拐经验立案
在佟丽华看来 ， 立案 ， 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最关键的环节 ， 但在实践当中 ， 很多案件由于缺乏基本的证据 ， 只是报案了 ， 公安机关一般不会立案 。 “但如果不及时立案 ， 这个证据可能会迅速灭失 。 刑事案件拖延的时间越长 ， 取证的难度越大 ， 起诉越难 。 ”
孙雪梅经常接触到类似的案子 。 一个女生上了大学之后跟她说 ， 多年前被表哥性侵过 。 “我们也只能开导她 ， 听她述说 ， 因为你报案真的没有用 ， 物证也没有了 ， 在家里发生的 。 ”
“另一方面 ， 未成年人性侵的案子它的特点就是 ， 受害人是孩子 ， 侵害人一般是成年人 。 孩子不懂得什么是证据、如何收集保存证据 。 让孩子提供基本的证据 ， 几乎是不现实的 。 ”佟丽华指出 ， 性侵儿童案件有其特殊性 ， 收集证据要依靠司法机关 。
长期以来 ， 佟丽华提倡在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上 ， 借鉴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问题上的经验 ， “只要报儿童失踪 ， 或者妇女失踪 ， 公安机关会马上按刑事案件立案” 。
但这种做法同样会遭受此类质疑：“立错了怎么办？没有犯罪事实怎么办？影响被告人名誉怎么办？”佟丽华解释：“立刑事案件并不一定意味着确认了犯罪 ， 只是启动了刑事侦查的程序 。 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 ， 就按犯罪打击；如果没证据 ， 那就撤案 ， 还犯罪嫌疑人清白 。 ”
林豪告诉采访人员 ， 两家纠纷发生后 ， 江梅的母亲曾找过他妻子 ， 希望私了 ， “给20万（元）” 。 但林豪的妻子未同意 。
江梅也对采访人员承认 ， 母亲私下确实说过“私了”的话 。 “我妈妈擅自去他家 ， 想大事化小 ， 小事化了” ， 但江梅强调她对此并不知情 ， 甚至有些责怪母亲 。
“我们不图他的钱 ， 宁可他受到法律的制裁 ， 要讨一个说法 。 ”江梅的丈夫得知此事后 ， 抑制不住愤怒 。 他说 ， 他们生活美满 ， 没有太大经济压力 ， 如果事情是捏造的 ， “我们何苦搞这个事情 ， 那不是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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