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梅@为少年的自己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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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自己幼年时被邻居性侵的江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采访人员 李强/摄
当警方在“不予立案通知书”上写“经审查无犯罪事实”时，又一个性侵指控出现了“罗生门” 。
36岁的江梅，是两个女孩儿的妈妈；50岁的林豪，连孙女都有了 。他们曾经居住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的同一个村庄，是门对门的邻居 。
2019年8月30日，江梅报案称，她上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92年至1996年间，多次被村民林豪、鲁复川强奸过 。
不久后，江梅收到了县公安局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 。她对此提请复议 。2019年10月28日，宝应县公安局下发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 。随后她又向宝应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2020年2月3日，县人民检察院发函回复：经审查，宝应县公安局的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
她还收到了法院传票：林豪向县人民法院起诉江梅及其家人侵犯名誉权 。
“如果性侵(在)刑事上没有认定，名誉侵犯(则)有可能认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分析：“除非她保留了被强奸时的衣物，有对方的DNA，如果没有就很麻烦 。性侵案子是非常难办的 。”
测谎结果并不能作为证据
江梅拿不出扎实证据 。没有保留物证，找不到目击者，离她所说的案发日期过了20多年……
她的代理律师朱凤翔说，由于事发久远，即使存在，物证也难以获取，而旁证的证明力很弱 。虽然可以对当事人测谎，但测谎只是辅助手段，测谎结果并不能作为证据 。
被指控者之一林豪，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采访人员采访时，否认做过那样的事 。他的原话包括“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么大的胆”“诬陷”“无中生有”“胡编乱造” 。他表示，这项恶劣的指控，是两家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目的是为了“诈骗” 。
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说：“这种性侵犯罪本身就是非常隐蔽的，很难有第三人作证，更何况几十年过去了，证据也很难保存 。”
按照江梅的说法，1992年至1996年间，她被邻居林豪、鲁复川多次强奸 。事发地点，多在自家厨房 。
“好像是家常便饭 。饿了么就过来吃一顿 。”江梅对采访人员说这话时，她母亲坐在她的对面 。
江梅说，20多年前，她曾把被强奸之事告诉过父亲，父亲耳背听不见，她又告诉母亲，“至少3次”，但她感觉母亲有些冷漠 。母亲当时没报警，还不允许她把事情讲出去，她也没敢告诉别人 。
“我心里想着，怕说出去她学也上不下来，怎么办？一说就丢人了 。”多年以后，面对哭红了眼圈的女儿，江梅的母亲对采访人员回忆 。
那几年，江梅家中经济条件不好，父母经常不在家 。“要出去赚钱，如果不出去赚钱，家里就没钱 。”她母亲说，丈夫那段时间去上海打工，自己则在县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有时候半夜才到家 。
女童保护基金团队发布的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在2018年被媒体报道的317起性侵儿童案中，受害儿童总数超过750人，遭遇性侵的儿童多在12岁-14岁年龄段 。
孙雪梅认为，受害者及其家庭，由于受到社会环境、舆论环境等影响，担心说出后对自己有影响，所以选择了沉默 。“有些案子根本就没有浮出水面 。”
“报案和实际发生的案件数量，差距是非常大的，真正暴露出来的，也就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 。”皮艺军也认为，这类案子隐而不报较为常见 。有人担心对方报复，另一方面，“我们司法上，没有证人保护制度” 。
强制报告制度
“很多案件成为隐形案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这是全球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个通病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采访人员，且不谈立案，就连案件的发现也是一个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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