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梅@为少年的自己讨个说法( 二 )
“我们在推的‘强制报告制度’，都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 。”佟丽华说，“孩子还小，有些情况她不了解，她既不了解什么是违法犯罪，甚至都不了解这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她只知道痛苦 。”
2019年3月11日，湖北出台全国首个省级层面的“强制报告制度”，要求教育、医疗、救助、福利等机构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强奸、猥亵、虐待等情形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得瞒报、漏报、迟报 。江苏、四川、河南等省份也已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
江梅称，年幼时她不知道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很丢人” 。她不记得从家庭或是学校接受过相关的教育 。
“上了大学我还不知道 。”江梅说，有一次和大学同学在食堂吃饭，看到电视屏幕上有小蝌蚪一样的东西在动，一位同学问“这是什么”，大家都笑了 。其实那时她也不知道 。
她说，上大学的时候，才跟一位初中同学聊起过被强奸的经历 。
那位初中同学向采访人员确认，确实听江梅讲过被强奸的事 。“她读大学以后，我们去大学里看她，到公园去玩，然后谈到小时候的事情，她就跟我说了 。我说你报警吧，她说她妈妈阻止她，很重视名誉嘛 。”
2019年8月底，因为邻里纠纷，江梅决定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她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去咨询一位警察朋友——“我有个堂妹”幼年时被强奸了 。那位警察回答，“报警，不报警会后悔一辈子的 。”
2019年8月30日下午，江梅去当地派出所报案 。
9月29日，宝应县公安局以“经审查无犯罪事实”为由，不予立案 。
能否借鉴打拐经验立案
在佟丽华看来，立案，是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最关键的环节，但在实践当中，很多案件由于缺乏基本的证据，只是报案了，公安机关一般不会立案 。“但如果不及时立案，这个证据可能会迅速灭失 。刑事案件拖延的时间越长，取证的难度越大，起诉越难 。”
孙雪梅经常接触到类似的案子 。一个女生上了大学之后跟她说，多年前被表哥性侵过 。“我们也只能开导她，听她述说，因为你报案真的没有用，物证也没有了，在家里发生的 。”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性侵的案子它的特点就是，受害人是孩子，侵害人一般是成年人 。孩子不懂得什么是证据、如何收集保存证据 。让孩子提供基本的证据，几乎是不现实的 。”佟丽华指出，性侵儿童案件有其特殊性，收集证据要依靠司法机关 。
长期以来，佟丽华提倡在解决“立案难”的问题上，借鉴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儿童问题上的经验，“只要报儿童失踪，或者妇女失踪，公安机关会马上按刑事案件立案” 。
但这种做法同样会遭受此类质疑：“立错了怎么办？没有犯罪事实怎么办？影响被告人名誉怎么办？”佟丽华解释：“立刑事案件并不一定意味着确认了犯罪，只是启动了刑事侦查的程序 。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就按犯罪打击；如果没证据，那就撤案，还犯罪嫌疑人清白 。”
林豪告诉采访人员，两家纠纷发生后，江梅的母亲曾找过他妻子，希望私了，“给20万(元)” 。但林豪的妻子未同意 。
江梅也对采访人员承认，母亲私下确实说过“私了”的话 。“我妈妈擅自去他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江梅强调她对此并不知情，甚至有些责怪母亲 。
“我们不图他的钱，宁可他受到法律的制裁，要讨一个说法 。”江梅的丈夫得知此事后，抑制不住愤怒 。他说，他们生活美满，没有太大经济压力，如果事情是捏造的，“我们何苦搞这个事情，那不是往自己头上泼脏水吗？”
2019年9月，他才知道这些事 。他承认自己有点儿不能接受，但心里明白，“这不是妻子的错 。”
另一位被指控者鲁复川，比江梅大5岁，初中没念完便辍学在家 。对江梅的指控，他同样予以否认 。他还对采访人员说，由于担心这件事影响到名誉，仍在考虑要不要提起名誉权诉讼 。
鲁复川的父亲称，他想不明白，两家多年来并无矛盾冲突，为何江梅会对儿子作出这番指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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