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大学士』齐梁士人靠着游戏论文化,耀眼的齐梁文学风为何在后世没有延续?
南朝的齐梁文化风盛行 , 诗歌得益于各大民族的流动和接触 , 使得北方和南方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并从中诞生了新的诗歌文体 。 在文化学术方面 , 更是推行博闻强记之风 , 文人墨客无不以引经据典为傲 , 而由此也导致了其文学创作引经据典太多 , 成为中国诗文化中一面鲜明旗帜 。 而南朝交游之风盛行 , 士人交游对象广泛 , 交游范围极大 , 交游之频繁密集远胜于各个朝代 , 而对于他们的交游对象只要细加研究 , 就可以看出南朝士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形态、人们的价值取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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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士人的隶事游戏盛行 , 靠着引经据典就可以名扬天下
对于古代的文人墨客而言 , 高谈论阔、辨经论道的场所极其之多 , 田野、山涧、亭台、楼阁都是文人聚会的绝佳场所 。 而南朝恰是一个隶事之风盛行的朝代 , 这其中尤以齐梁时期的隶事发展达到顶峰 , 创作了大批隶事形式的文章和诗作 。
隶事即为文人聚会时以故事来交谈 , 看谁引经据典更多的一种娱乐活动 。 简单来说 , 这就是一场比拼记忆力的游戏 , 看谁读的书多 , 记得书多 , 谁就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 。 文人之间较量的仅仅是博学和记忆程度罢了 。
隶事之风兴起于王俭 , 据《南齐书》所载 , 其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通常可以做到“专心笃学 , 手不释卷” , 在其成年后 , 二十二岁就撰写了《七志》四十卷 , 献于朝廷后 , 做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 。 而他的记忆力好到“朝仪旧典, 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 。 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 。 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 而凭借着这一天赋 , 每次隶事游戏时往往都战无不胜 , 自然就喜爱隶事这样的游戏 。
而当时非常有名气的“竟陵八友” , 也是喜爱王俭常奔走于王俭门下 , 由此隶事之风一起 , 借助各大官员府邸的幕僚和宾客 , 扩散于广大士林之中 。 就连当时很有名气的梁武帝萧衍在尚未即位时就常常参与其中 , 在即位后更是对于隶事一事乐不思蜀 。 而从幕僚到官员再到帝王的隶事之风 , 也直接影响了文人雅士的聚会方式 , 由此隶事游戏之风越演越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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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士人的学风与文化看似自由 , 实则还是掌权者手中的棋
如果说仅仅是觉得能够引经据典 , 就可以平步青云 , 那就痴心妄想了 。 事实上 , 在隶事之风盛行的背后依然有着明确的阶级文化制度 , 从前文中可知 , 隶事之风的兴起绝对不是文人墨客的主要功劳 , 最主要的还是官员的推行和当朝者的喜爱 。
《南史·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 。 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 帝乃悦,加其赏赉 。 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 。 帝试呼问峻 。 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 。 ”
萧衍的文化素养确实不低 , 但与范云和沈约相比 , 无论是学问还是文章都略有不及 , 心中多有遗憾 。 所以在其即位之后 , 又多次带领贵族骄子和其聚会 , 一争长短 。 而另外两人深知其心性 , 所以可以收放自如 , 博取欢心 。 而刘峻不懂深浅 , 御前争名 , 让皇帝丢了面子 , 自然招到厌恶 , 致使其纵身不能得志 。
所以当隶事成为帝王的游戏时 , 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文人雅士之约 , 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而在这场战斗中 , 文人墨客能够不漏痕迹的保持不胜就已经是小胜了 。 更何况 , 古代的文人墨客更是有着极高的文人风骨 , 很多文人只因偶尔的真情流露 , 才学展现过多 , 就遭受到各种刁难 。
不过也正是因为文人遇到了萧衍这样一心喜爱文学才艺的君主 , 所以才会使得齐梁的博学之风盛行 , 而齐梁的隶事作为一种纯记忆力对抗的博学游戏也是历史上较为罕见的 , 而南朝士人推崇博学所带来的引经据典的文化成果 , 自然也非其他任何一个朝代所能相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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