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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取证的性骚扰：为何不代表无法反击？

近日 ， 四川绵阳某中学一位“副校长” ， 被多名女学生指控曾经在上学期间被其性骚扰（摸女生隐私部位、言语骚扰等） 。 据一名女性校友指出 ， 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听说“副校长”被举报性骚扰 。 目前 ， 据校方通报 ， 涉事“副校长”已经被停职调查 。就事论事 ， 在追究一起性侵事件时 ， 最怕的就是事件已经过去很久 ， 而且还没有直接性的证据 。 这导致 ， 受害人只能依靠口供进行指控 。 然而 ， 法理的尺度上 ， 更强调的是完整的证据链 。 所以 ， 有关“无证据”的性侵指控 ， 就会陷入“嘴战模式” 。尤其 ， 关乎“性骚扰”这种边缘性的性侵行为 ， 只要没有“直接性的证据”（照片和视频） ， 基本上是难以讲得清楚的 。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 ， 上述事件中的“性骚扰”就属于这样的类型 。 其一 ， 都是发生在较久以前；其二 ， 都是描述性的控诉 。坦白讲 ， 如果只是一名女学生站出来“指控” ， 可信度自然就会打折 ， 即便真的存在 。 但是 ， 要是共振性的“指控”（据悉 ， 已经有200多名学生指控这位“副校长” ， 有男生 ， 也有女生 ， 对男生是体罚 ， 对女生是性骚扰） ， 似乎就传达出某种实锤的可能性 。 起码 ， 在道德的范畴内是这样的 。 理论上讲 ， 仅靠口供就实锤真相 ， 确实缺乏一定的可靠性 。但是 ， 基于“性骚扰”的发生逻辑 ， 以及发生特点 ， 多口供的比对断案 ， 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 因为 ， 在一定程度上 ， “性骚扰”本就是基于“道德边界”和“法理临界”的一种行为 。 这种时候 ， “口供断案”似乎也可以成为主要的参考依据（需要在实践的过程中更为谨慎） 。毕竟 ， 要是以硬性的“证据链”来惩治骚扰者 ， 十之八九 ， 他（她）们都会死不认账 。 这导致 ， 流氓逍遥法外 ， 少女抑郁闺中 。 所以 ， 对于“难取证” ， “无证据”的性侵案件来讲 ， 在调查和复盘的过程中 ， 不妨多一些耐心 ， 多一些突破 。 确保受害人敢于说出内心的伤痛 ， 并从大量的口供中 ， 筛选可以定性的依据 。要知道 ， “反性侵”的难点和痛点 ， 除却难取证之外 ， 更为难解的困境是 ， 有很多受害人 ， 在被侵犯的时候 ， 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性侵 。 甚至 ， 就算知道自己被性侵 ， 也碍于情面 ， 地位悬殊等原因 ， 不敢直接反击 。 所以 ， 也就能理解 ， 为何上述事件中 ， 指控“副校长”的女生 ， 多是在进行回忆式的指控（现在都已成年） 。并且 ， 透过她们的指控 ， 很容易发现 ， 那些曾经的侵犯行为 ， 已经烙在她们的心上 ， 不时地会被触痛 。 尤其是听到有人陆续被侵犯的时候 ， 她们肯定是愤懑的 。 所以 ， 她们才决定站出来 ， 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 晒在太阳底下 。 媒体在报道的细节中提到 ， 涉事的“副校长”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举报 ， 就说明之前的“举报人”只能饮恨而终 。当然 ， 这次之所以能“举报成功” ， 很大的原因在于 ， 其中的一位受害人是“知名时尚博主”（粉丝比较多 ， 人气比较旺） ， 说到底 ， 就是碰到硬茬 ， 冰山的底座被震动 ， 掀起舆论上的围猎 。 不过 ， 这也再次实证 ， “难取证”的性骚扰 ， 要想有所反抗 ， 最终也只能回到舆论审判的序列中来 。只是 ， 在“口供式”断案中 ， 如果有人说假话 ， “冤假错案”的比例自然会上升 ， 这在讲究证据链的法理体系中 ， 应该是基本的共识 。 但是 ， 就“性骚扰”这种案件 ， 即便法理最终介入 ， 惩治的问题上 ， 依然会停留在道德审判的体系中 。 因为 ， 对于没有实质性行为的侵犯来讲 ， 法理上确实不好重判 。所以 ， 这导致 ， “口供式”断案在性骚扰案件中 ， 就有相对操作的可能性 。 但是 ， “一对一”的指控依然是很大的困境 。 所以 ， 很多时候 ， 要想用口供来反击 ， 就需要不同的受害人 ， 不同的目击者能积聚起来 ， 让不可靠变得可信起来（这次反击就属于一种示范作用） 。虽然 ， 在一定意义上 ， 这种方式有违法理的逻辑 。 但是 ， 在性骚扰的反击中 ， 可能这又是一种比较实用的方式 。 当然 ， 在能捕捉到证据的情况下 ， 要尽可能地去捕捉证据 。 因为 ， 从打击的效率上来看 ， 这更为有效也有力 。 所以 ， 作为女性来讲 ， 学会保护自己 ， 真的很重要 。事实上 ， 我们也清楚 ， 比起冤枉一个“性侵者” ， 漏网一个性侵者的可能性 ， 在目前的反性侵环境中 ， 后者的比例确实更大一些 。 甚至 ， 可以说是“多倍数”关系 。 这种时候 ， 作为受害人的声音 ， 如果只因为“证据链”不够完善 ， 就觉得可能是污蔑的声音 ， 这本身对受害人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 ， 基于可靠性的比对 ， 必须要搜集更多受害人的声音 ， 才能作为定性的依据 ， 要不然 ， 确实可能会“冤枉好人” 。 但是 ， 当不同的受害人之间并不存在利益关系 ， 或者生活交集的时候 ， 很大概率可以实证口供的真实性 。 因为 ， 对于反击性侵来讲 ， 受害人的压力往往也是很大的 。与此同时 ， 性骚扰和强奸还不一样 ， 一般来讲 ， 涉及赔偿的可能性并不大 。 所以 ， 很大程度上而言 ， 说谎的可能性会更小 。 所以 ， 这方面的问题 ， 显然也就不用过度戒备 。 但是 ， 无论以何种方式介入 ， 基本的逻辑性 ， 谨慎性要把控好 。 只有如此 ， 才能不冤枉好人 ， 不放过坏人 。事实上 ， 反“性骚扰”能走上台面 ， 这是近些年来 ， “性别教育”的成效体现 。 因为 ， 在很长一段时期 ， 国人对“性骚扰”的认知 ， 更多是不道德层面的标签 。 并且 ， 女性在面对性骚扰的时候 ， 原罪心理比较重 。 所以 ， 一直以来 ， 受害者反而比较压抑 ， 不敢声张 ， 不敢反击 。甚至 ，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 认为女性不敢反击性骚扰 ， 是缘于力量的悬殊 。 可实际上 ， 除却“这一点”实际现实 ， 更为真实的图景里 ， 女性认为被性骚扰是自己的问题所在 。 比如“为何他不骚扰别人 ， 而骚扰自己” 。 这种“原罪思维”非但不去苛责侵犯者 ， 反而对自己进行诛心 。不得不说 ， 在性教育之外 ， “性别教育”更加任重道远 。 并且 ， 对于“性伤害”的理解 ， 也要逐步从“生理性”伤害层面解放出来 。 既要知道侵犯行为是罪恶的 ， 也要知道 ， 侵犯行为并不是毁灭性的 。 只有如此 ， 才能在反击的过程中 ， 找到慰藉自己的平衡点 。原创文章 ， 谢绝转载 ， 首发微信公众号：qingnianxuej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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