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菲利普·韦斯特 | 哈佛燕京学社何以硕果累累？
北京联盟_原题是：菲利普·韦斯特 | 哈佛燕京学社何以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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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
燕大校园生活中倒是有一个机构不受动荡的国民党统治的影响 ， 那就是“哈佛燕京学社” 。燕京大学通过该学社与哈佛大学的联系 ， 有利于提高燕大在中国的声誉 。而学社的名字本身也能帮助西方学生了解燕大 。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成立 ， 并存续了50多年 。学社的目的与“生命社”的宗旨几乎完全一样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 ， 哈佛燕京学社的3位总干事（与其他研究人员不同）刘廷芳、博晨光和洪业都是“生命社”的早期成员 ， 这也并非巧合 。诺思（Eric M. North）是学社的董事 ， 1928—1966年他在董事会工作了近40年（1954—1966年还担任董事会的副主席） ， 他还长期担任美国圣经协会的会长 。对上述人员来说 ， 宗教与学术总是结合在一起 。
燕大对学社的支持有多种原因 。一是对学术研究的尊重 ， 这是中国从近代以前遗留下来的传统 。二是相信教育以及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学术研究可以救国 。支持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个原因 ， 是燕大相信学术可以帮助师生们跨越民族主义的障碍 ， 这在中西文化之间不算难事 ， 毕竟燕大从一开始就与美国有着联系 ， 但中日之间的障碍就更加难以逾越 。社会主义革命后 ， 哈佛燕京学社也未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20世纪30年代末 ， 一些学者和学社紧密合作 ， 如陆志韦、聂崇岐、侯仁之、翁独健、齐思和等人 ， 但20世纪50年代初 ， 当学校面临革命思想的严峻挑战 ， 行政管理陷入混乱时 ， 他们却都变成了学校里的积极反对者 。
司徒雷登早年在中国所写的文章中称自己是一名学者 。但在燕大 ， 他却把自己当作其他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手 。包贵思女士曾依据她在燕大的经历 ， 撰写了一部未出版的长篇小说《泉水之源》 ， 她在文中描述 ， 司徒雷登的工作并不是建立一所学校 ， 而是一所研究机构 ， 即哈佛燕京学社 。在小说当中 ， 司徒雷登因此得到的荣誉 ， 比他创建世界著名大学和不带任何偏见地探索知识都要高得多 。当革命迫使学社中断与美国的联系时 ， 包贵思不免对逝去的过往感到惋惜 ， “那时候 ，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具有双向思维 ， 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尚有交流 ， 但这样的局面很快消失 ， 在我们这个时代将不会重现 。随之而去的 ， 还有斯顿（司徒雷登在小说中的化名）的研究机构 ， 其原本的梦想是推动世界各国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 。当然 ， 燕大其他教员并不赞同包贵思对学术研究的推崇 ， 他们甚至质疑学术的终极价值 。然而 ， 哈佛燕京学社却成了模范 ， 建立了一套现仍在使用的学术研究体系 ， 并最终影响了西方人对东亚的认识和了解 。它也代表了一种专业学术机构多元化的国际主义精神 ， 在全世界范围内 ， 这种精神仍在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蓬勃兴盛 。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 ， 司徒雷登就开始和霍尔资产公司的董事们接触 ， 但并未马上获得实质的经济资助 。1925年 ， 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大学资金募集委员会主席顿汉（Wallace B. Donham）也非常积极地想从霍尔公司得到这笔资金（顿汉在后来的1928—1954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董事 ， 1934—1954年担任董事会主席） 。霍尔公司的董事亚瑟·戴维斯（Arthur Davis）告诉顿汉霍尔地产公司在资金使用上的规定 ， 并敦促他和当时尚在纽约的司徒雷登联系 。1926年 ， 顿汉带着戴维斯的建议 ， 与司徒雷登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 ， 并提议出资建立一个研究机构 ， 同时在燕大和哈佛设立中心 ， 其目的是“推进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教学和出版” ， 其任务是“以美国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批判方法来鼓励中国的东方研究” 。这项任务的完成将依靠“哈佛大学的西方学者和相关教育资源的帮助” ， 该机构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传播和继承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学者和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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