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菲利普·韦斯特 | 哈佛燕京学社何以硕果累累?( 三 )


在本科教育方面 , 用司徒雷登的话说 , 学社鼓励学生们“克服阅读和书写文言文的不足” , “使他们与本国的文学遗产更加接近” 。洪业说 , 燕大开设的中国研究课程“有意要鼓励一些年轻人去回望中国历史 , 重新发现和保护其文化遗产中的永恒价值 , 那是与其当代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 , 做一个现代人和置身于中国历史之间 , 二者是矛盾的 。那些倾向从事现代职业的人 , 比如说科学研究 , 很少关注中国历史和哈佛燕京学社想要达到的目的 。不仅如此 , 司徒雷登认为 , 那些以中国研究为专业的本科生 , 对其他非中国研究领域知之甚少 , 很难被国外甚至燕大自己的研究生专业录取 , 因为世界各地的学术要求都很高 。但也有一些学生例外 , 他们能很好地把两方面结合起来 。如邓嗣禹 , 他曾在1936—1937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员 , 1932年他曾撰写了一篇本科论文《中国考试制度史》 , 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研究 , 马上就得以出版发行 。另外一些燕大本科毕业生在西方国家成为著名的汉学家 , 不过 , 他们只以英文出版物闻名学术界 。例如 , 在美国大学和学院里 , 即使是从事中国研究的本科生对邓嗣禹及其燕大校友的著作也十分熟悉 , 比如 , 房兆楹(1928年入校)、施友忠(1930年入校)、郑德坤(1931年入校)、杨庆堃(1933年入校)、费孝通(1933年入校 , 获硕士学位)、瞿同祖(1934年入校)、刘子健(1941年入校)、徐中约(1946年入校)和余英时(1951年离校) 。
哈佛燕京学社还资助出版了《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 , 两份刊物分别由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负责编辑 。另外一项试图把现代和传统结合起来的宏大计划 , 就是开设语言学本科专业 。这项计划由陆志韦领导 , 20世纪30年代 , 他曾参与过一些语言研究 。与陆志韦一起合作的 , 有研究汉语词法学的容庚和王静宇、高明凯两位年轻教师 , 他们分别研究语音学和语法 , 而陆志韦则主要研究方言和语言心理学 。这项计划成功与否不得而知 , 但这是哈佛燕京学社尝试创新的又一个例证 。
哈佛燕京学社在哈佛大学的进展要比在燕大落后一些 , 但对于美国的东亚研究来说 , 其重要历史意义自不待言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 , 美国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中都没有类似的研究机构 , 这与同时期的欧洲大学形成了鲜明反差 。哈佛燕京学社的目的 , 就是从哈佛大学开始来弥补这一差距 。学社邀请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出任首位社长 。1928—1929年 , 伯希和在哈佛大学讲学 , 当年 , 他和洪业及博晨光一起确定了研究和教学方向 。但实际上 , 直到1934年叶理绥(Serge Eissee?)到来之后 , 哈佛燕京学社才具备了雏形 。日本学家叶理绥是伯希和的年轻同事(他是第一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西方人) , 也接受过传统中国研究的训练 。直到1957年 , 叶理绥一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 他同时也在远东语言系任教 。在叶理绥的领导下 , 学社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 。1937年 ,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了远东语言系 , 这在美国开创了先例;在裘开明的领导下 , 哈佛燕京图书馆开始兴建 , 起初图书馆只有哈佛大学的有限藏书 , 但40多年间 , 它已经在西方世界发展成拥有大多数东亚文献的藏书机构;1936年 , 《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创刊 , 同时还有一系列专著出版 。在学社的帮助下 , 到20世纪40年代末 , 哈佛大学已经发展成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军机构 。1950年 , 中美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后 , 哈佛燕京学社被迫中止了对中国大陆研究项目和机构的资助 , 特别是燕京大学 , 并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姊妹学校 。东亚研究在东亚地区“发展壮大”起来 , 为了便于管理 , 学社的新主任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 , 美国驻日大使夫妇之子)为每一个地区成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 。1954—1968年 , 在访问学者项目支持下 , 150多名来自东亚的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 他们大多数都在哈佛游学一年多;对东亚研究感兴趣的亚洲研究生也得到了奖学金;哈佛燕京图书馆扩大了资料收藏的范围 , 把当代东亚文献也囊括其中;学社的出版物也继续蓬勃发展 。数年间 , 除了刊物 , 哈佛燕京学社的系列专著、《蒙古抄本集刊》以及语言教材和工具书都相继出版 。司徒雷登及其同事最初的办学目的 , 即“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 , 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历史发展中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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