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花灯:万紫千红满园春
作为戏剧的花灯 , 在云南源远流长 , 十分盛行 , 形成了以“云南花灯”为总称的若干分支 , 如滇中的昆明花灯、滇东北的曲靖花灯、滇西的楚雄花灯、滇南的玉溪花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 , 云南花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 呈现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 。其中玉溪花灯驰名久远、独树一帜 , 是云南省最早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戏剧 。全省花灯界首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的演员 , 也出自玉溪花灯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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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新灯”传统走戏剧道路
玉溪花灯剧院(玉溪花灯戏传承保护展演中心) , 是玉溪花灯的最高水平表演院团和集大成者 , 其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玉溪人民实验剧团花灯组 。这个团队成立伊始 , 花灯艺术就面临着向歌舞发展还是向戏剧发展的抉择 。
花灯从歌舞形态发展到戏剧形态是一个历史飞跃 , 在这个飞跃中 , 玉溪“新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上世纪初 , 玉溪城乡经济活跃 , 文化发展 , 知识分子介入到花灯的创作演出活动中 , 他们创演的剧目贴近实际 , 反映现实 , 注重戏剧性 , 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 , 如《出门走厂》《蟒蛇记》《董永卖身》《双接妹》等 , 改变玉溪花灯多与农事紧密相关的歌舞形态 , 面貌为之一新 , 受到各界观众欢迎 , 被称之为“新灯” 。全民抗战爆发后 , 著名戏剧活动家、玉溪人王旦东编写《枪毙罗小云》《新投军别窑》《张小二从军》等“新灯”抗日剧目 , 在昆明等地连演60多场 , 创造了花灯史上的演出盛况 , 拓宽了花灯的现实主义道路 。
新中国成立后 , 玉溪花灯剧团继承“新灯”传统 , 不断推陈出新 , 先后排演了《王秀鸾》《王贵与李香香》《人往高处走》《借红灯》《柳荫记》《十五贯》等古装戏和现代戏 , 深受各界好评 。他们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回生棒》《锤金扇》《闹五更》《闹菜园》等 , 均在上世纪50年代云南省戏曲汇演中 , 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 , 有的剧本还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这些成绩在当时州、市一级的剧团中是非常突出的 。
这一时期 , 由刘宝贤、王旦东等整理改编的花灯传统戏《玉约瓶》 , 主题积极 , 故事曲折 , 在传统的基础上既发展了歌舞表演 , 又丰富了戏剧情节 , 歌舞性与戏剧性较好结合 , 并创造出了“正崴”“平崴”“别扇”等舞蹈动作 , 拓宽了表演形式 , 受到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赏 。该剧在省级汇演中引起轰动 , 继而被选拔进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歌舞汇演 , 广获好评 。该剧至今依然是玉溪花灯剧院的保留剧目 。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 , 玉溪花灯剧团已经能上演诸如《红岩》《女飞行员》《年青一代》《洪湖赤卫队》等极具时代气息、剧情曲折复杂、人物众多且性格各异的大型剧目 , 显示了极强的戏剧表演功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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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歌舞故事创花灯品牌
王国维先生在《戏曲考原》中提出 , “戏曲者 , 谓以歌舞演故事也” , 这是传统理论对戏曲艺术最准确的论断 。玉溪花灯走戏剧发展的道路 , 同时注重对花灯歌舞的传承创新 。如前所述 , 《玉约瓶》就是“歌舞演故事”的成功作品 。但他们的歌舞不是为歌舞而歌舞 , 而是为故事服务并与剧情结合、表现人物喜怒哀乐的歌舞 。在他们传承与创新的剧目里 , 故事是核心内容 , 歌舞是表现故事的手段 。
戏剧不能没有故事 , 故事是世界性的语言 , 对故事的爱好是人类普遍的文化需求 。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故事与演员生动感人 , 形神兼备的表演相结合 , 是戏曲最大的魅力 。玉溪花灯剧院在编创新剧目时 , 十分重视剧本的故事性原创性和完整性 。时任玉溪花灯团团长的朱丽云 , 在总结这一时期玉溪花灯的发展道路时说:作为戏剧团体 , 首先要抓好戏剧剧目 , 剧目要推陈出新 , 反映时代;刻画人物的内心要向话剧学习;表演身段和做工要向昆曲和越剧借鉴;音乐和舞蹈要坚持花灯本色 , 根据不同剧目与民族音乐和民族舞蹈相结合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要守住花灯的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