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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 二 )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个“伪命题” ， 我们首先来看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描述 。 2006年 ， 世界银行在关于东亚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疲软的报告中说：“中等收入国家如要繁荣 ， 必须采取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措施 。 这一建议与以下事实是吻合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速度既不及富国 ， 也不如穷国 。 ”“中等收入国家处于工资水平更低和竞争力更强的穷国与富于创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夹缝中 。 ” 2007年 ， 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说：“由于缺乏规模经济 ， 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 。 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 。 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 ， 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 。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 ， 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 ， 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 。 ”这是世界银行第一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 。 但它的前提：“由于缺乏规模经济” ， 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相符 。 中国不但具有规模经济 ， 而且还被冠以了“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的引擎”而举世闻名多年 。 2010年 ， 世界银行在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 ， 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 在这一陷阱中 ， 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 ， 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 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 ， 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 ”这可能是世行迄今为止最为准确的评价 。
因此 ， 我认为 ， 世行的三个报告主要说的是 ， 是否具有竞争力和能否实现永续发展的问题 ， 而非经济发展与收入陷阱的必然性 。 而国内学术界在提到“中等收入陷阱”时会常常把它与收入挂钩 ， 并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与此相关联 ， 人为地形成某种因果的必然性联系 。 况且 ， 收入的高、中、低是不断变化的 ， 而且还受到汇率变动和计算方法的影响 ， 并且存在很大的相对性 。 更为重要的是：世行对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划分依据是“人均”国民收入（GNI） ， 完全没有考虑该国的经济规模 ， 发展均衡度和人口基数等极为重要因素 。 例如 ， 中国的北京、上海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已经完全达到甚至超越了很多高收入发达国家经济体 ， 但如果说要让包括西藏、青海等全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或者超越发达国家 ， 整个地球可能都将承受不起!所以 ， 我认为 ， 对“混合型业态”并向上提升的中国来讲 ， “中等收入陷阱”必然是个伪命题 。 但对于拉美、中东、东南亚等国来讲 ， 又的确是个真命题 。 因为 ， 他们都属于我前面所说的较为低端的资源型业态国家 。 我认为 ， 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实现永续发展和超越 ， 与该国的资源禀赋、国民智力、遗传基因、教育程度、勤奋程度、储蓄率等我前面说的“国家业态”以及政府能否确保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存在等因素直接相关联而绝对不是收入 。 例如 ， 假设德国现在从二战废墟中重新起步 ， 哪怕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起步 ， 也不会有人怀疑它最终会再次进入发达经济体国家行列 ， 不会有人认为德国会步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 。 除非德国出现了类似拉美、东南亚那样的腐败政府 ， 使得它的各种优势禀赋发挥不了 ， 或者难以实现 。 中国曾经保持了上千年的人类经济发展和文明的绝对领先优势 ， 现在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 ， 并且正以大踏步跨越方式实现着赶超式追赶 。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的智慧+注重教育+勤劳+高储蓄率 。 而唯一的阻碍就是和对德国的假设一样：出现类似拉美、东南亚的低效、腐败政府 ， 从而让这种禀赋优势发挥不了或者难以实现 。 可见 ， 我在前面提到的 ，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方向和目标：“实现国家业态向更高端转变以及政府机制的改革创新”才是跨越各种陷阱的关键 。 同时 ，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如果不够准确、不够清晰 ， 很容易将国家经济的重大决策引入歧途 ， 从而使自己本该有的自信完全或部分丧失 ， 打乱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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