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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严歌苓：我能永远吃苦，但我不可能永远年轻……( 二 )


钱和时间在这年头都极不禁花 ， 但钱好歹还能储蓄 。 有时我甚至想 ， 失眠就让它失吧 ， 不必花许多时间跑卫生所 ， 花许多时间说服医生开给我大剂量的安眠药 。 把失眠的时间用来读书没准倒读出个学者来了 。 但别人不同意 ， 我的亲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许这个人在人人皆睡的时间独她醒着 ， 所以我还是去睡 。先是仔细地睡 ， 再是努力地睡 ， 最后是歇斯底里地睡 ， 直睡到倦意全无 ， 大汗淋漓 。 一次最长的失眠是三十四个通宵 ， 当我硬撑着坐到稿纸前时 ， 不得不承认脑子已接近一个白痴 。 这时 ， 眼泪哗哗地在我脸上流 ，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 我非但不能做一个成功的作家 ， 我恐怕连个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
当我把长篇小说稿扛到编辑面前时 ， 只字不提我的失眠 ， 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种种病症 ， 诸如突发性头痛 ， 它痛得让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临盆时的阵痛 ， 痛得真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中娩出似的 。 交稿后 ， 我一连许多天不敢见编辑 ， 我又是失眠又是头痛地写掉了偌大一摞稿笺 ， 若不成 ， 我只有自杀去了 。 幸而它们都成了 。之后 ， 有人向我谈起我的小说文字之流畅 ， 结构之整体 ， 什么一气呵成之类的话时 ， 我就在心里说：“天晓得！”
我的午饭通常是苏打饼干、牛奶 ， 阔的时候吃点水果 。 不能吃饱 ， 吃个太饱午饭的恶劣后果是个大长午觉 。 失眠人往往在没希望睡的时候闹瞌睡 。 在美国时有人问我：“我在大陆看见许多办公室里放着床 ， 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那多半是午觉设备 。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们什么时候把床从办公室搬出去 ， 你们就有希望了 。 ”
我总是在午饭时间打开电话铃 。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 ， 电话里传出一个怪极了的声音：“你是女作家严歌苓吗？”
我说是 。 心想这人有什么病 。 他说他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 ， 看了《中国日报》上介绍我的文章对我很感兴趣 ， 并问我对美国感不感兴趣 。 我说当然 。 “那么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到美国访问 。 ”
接下去 ， 这个讲中国话的美国人问我想见哪些美国作家 ， 我一口气讲出几个估计都健在的 ， 但心里想 ， 我想见谁得看谁想见我 。 等我挂上电话 ， 发现十个手指尖都在打战 。 我除了对自己的坚韧自信之外 ， 对我所具奋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过 。 我从不结交朋友 ， 因为我相信自己毫无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 ， 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够漂亮；我从不把小说推荐给任何人 ， 那是我认为它们全是些辜负我的东西 。 我没有自信 ， 因此我远不能潇洒地、泰然地对待这样一个消息的降临 。 连续几天 ， 我激动得什么也做不了 ， 并且不想与任何人讲话 。 十九岁那年 ， 当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时 ， 也兴奋得闷声不响了好几日 ， 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虚傻笑一下 。 也就是从那时起 ， 我不安分了 ， 不再想老老实实做个舞蹈演员 ， 不再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肮脏的舞鞋 ， 毫无指望地蹦啊蹦 ， 我瞄准了 ， 或许有另一种成功的可能 ， 一个大的转折或许就在前面等着我 。
直到我到了美国 ， 我想见的大作家们绝大多数都没见着时 ， 我才进一步明白 ， 在我的祖国和这个国家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在我与他们之间更没有平等可言 。 因此我把这次访问看成自己某种意义、某种程度的成功 ， 实在有些可怜 。
我从童年 ， 少年 ， 直到如今 ，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做一个平凡的人 。 我想我们十多亿之众的国家并不缺少平凡者 ， 不必再向人人提倡平凡 。 战国时的大夫们 ， 若三个月闲居 ， 主张和思想不被采纳 ， 自己不被任用 ， 就有同僚来安慰他了 ， 他也就耻于继续默默无闻地待在这个国家 ， 而是驱车出走 ， 到别国寻求重视 。 看来追求平凡也并非我们民族世袭的美德 。
第三部长篇《雌性的草地》 ， 我写得极苦 ， 这是个地道的“怪胎” ， 连修改都很难找到地方下手 。 它害得我写坏了脾气、胃口 ， 以及与母亲的关系 。 母亲是在我的开导下和父亲离婚的 ， 父亲是在我的支持下得到感情上的解放的 。 我通常是以又长又频繁的信来安慰感情上有伤的母亲 ， 而这次却长达三个月我没给她一封像样的信 。 甚至她提出要来看我 ， 也被我硬着心拒绝了 。 在这部小说里我为自己设计的难度 ， 使我无力再顾及别的什么 ， 连去美国的访问都变得不重要起来 ， 访问日期被我几次申请推迟 。 看见妈妈信上写：“年轻时 ， 我以为丈夫需要我；年老了 ， 我又总以为女儿会需要我 ， 实际上 ， 我始终在自作多情 。 ”我为这些词句流泪 ， 心里既烦恼又委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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