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角度看明朝衰亡——财政集权与基层社会控制( 二 )
（2）赋税征解明代田赋由地方负责征收并解送到指定地点 ， 但征收的税额和税目 ， 均有户部依照皇帝的指令并参考各地的情况统一审核做出规定 ， 地方不得任意减免或增加税额 。 明朝的国策是以国家经济活动保持最低水平为基础的 ， 因此朝廷不是努力扩大税源 ， 而是在王朝早期基本固定了主要税源—田赋的额度 。（3）中央、地方的税收分配明代的税粮分“起运”和“存留”两部分 。 起运就是运到中央政府或他省的州、府、县 ， 或各边、镇军事区域部分 ， 存留就是留供本地开销的部分 。实际上 ， 存留部分中仍然有相当大的比例要用于与皇帝和中央政府有关的各种开支 ， 如驿传、宗藩禄廪等 ， 而且存留中的各项开支都必须在中央政府的允许下才能使用 ， 地方政府无权自行决定 。
三、政治高压下的官僚体制管理高度控制的社会体系运行依赖于等级制的官僚体系 。 不管是税收征集还是社会控制 ， 都依赖于具体的官僚来执行 。 明初的统治者在强化社会控制的同时 ， 也在制度上加强了对官僚体制的控制 ， 以减少来自后者的代理风险 。对官僚的控制涉及选拔、任命、日常监控等多方面 。 国家通过统一组织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 ， 从中央到基层州县的所官员都由最高统治者皇帝直接任命 ， 并且有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 ， 如锦衣卫和东厂就是负责监督官员的特务机构 。
但是 ， 明朝为维护其统治的苦心孤诣在其政策设计时就已经与其宗旨背道而驰 ， 顶层设计逐渐变形 ， 最终导致了基层社会的失控以及经济的衰退 。 一、基层社会的渐趋失控明初通过划分户籍、限制社会流动的方法来强化社会控制 ， 降低国家管理基层社会的成本 ， 防止臣民造反 ， 同时使国家能够在缺乏市场调节的情况下 ， 获得各种必要的产品和服务 。 但是控制本身也需要消耗巨大的成本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越来越艰难 ， 基层社会渐趋失控 。明朝将人口按照职业的不同分成不同种类 ， 各种户籍间不得转换 ， 并且世代承袭 。 这样的安排看似井然 ， 但在运作中却逐渐出现制度与实际情况的脱节 。举个例子 ， 明初统治者试图通过军队自足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 以使低税收基础上的社会控制体系得以运行 。 国家军事补给不足 ， 士兵需要承担粮食生产和其他国家指派的劳务 ， 生活极端困苦 ， 使得军士脱籍现象不断发生 ， 以致于宣德三年 ， 国家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军籍统计 。
商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流动性和偏好的多样性 ， 使得社会控制体系所追求的低水平稳定被打破 。首先 ， 赋役体系中允许实物折算使得宋元以来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得以一定程度的延续 ， 这为明中期后纺织业的市场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 其次 ， 逃亡人口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流动劳动力 ， 特别是逃亡的专业工匠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技术资源 。 最后 ， 海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 大量的白银输入弥补了国内市场上通货不足的缺陷 。商业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意味着社会控制体系在基层社会层面的失控 ， 统治者从这套制度体系中所期许的税收效率和管理效率实际上已经落空 。 明中期之后 ， 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 农民起义经常发生 ， 正德年间全国爆发了众多的农民起义 ， 嘉靖年间又因海禁引发了东南沿海倭乱 ， 国家的统治安全受到威胁 。
二、赋税体系逐步崩溃 ， 经济衰退明初的统治者通过压制商业活动来保障农业税源的稳定 ， 并通过对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直接占用来减少税收的征集分配成本 。 在王朝初期 ， 在强大的国家暴力威慑下 ， 这种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 作为国家税收主要组成部分的田赋收入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种制度下的征税成本却不断地提高 ， 国家税收机制的效率在不断下降 。 明朝建立60年后 ， 国家的土地面积已经达到最初的三倍多 ， 但是国家的田赋收入不仅没有实质性的增长 ， 反而开始下降 。
究其原因 ， 明代赋税体系的复杂性带来了监督的困难 ， 而复杂性使得实际负责税收工作的各方拥有信息上的优势 ， 并通过这种优势来获利 。明代国家财税收入大部分归于中央 ， 少部分存留于各级地方政府 。 这样在中央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下 ， 地方财政状况常被忽略 ， 地方经济甚至被有意识控制与削弱 。 处于窘境中的地方政府 ， 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 ， 为了维持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以及保证各方事务得以处理 ， 不得不设法敛取资金 ， 强行摊派力役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博弈下 ， 最终的结果是中央实际财政支配权的削弱、失效 ， 明王朝步入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 ， 吏治趋于败坏 ， 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明朝是典型的由盛入衰 ， 直至灭亡的“黄宗羲怪圈”的反映 ， 但是财政集权以及管制型社会体系只是其灭亡的直接原因 ， 基层自治的封闭性才是冻结社会经济发展并且使财政崩溃的根本原因 。 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政权只到县级 ， 县以下基本上实行乡村自治 。 官府对乡镇的基本要求主要是两条：第一 ， 保证完粮纳税；第二 ， 确保地方太平 。 至于农村具体的生活状况 ， 官府并不过问 。 反过来 ， 百姓对国家发生什么事通常也并不关心、不知情 。在古代基层社会 ， 士绅集团是官僚统治的基石 ， 是官与民之间的衔接中转环节 ， 整个官僚机构就是通过这个环节与地方宗法自治连接起来的 。 在某种意义上 ， 他们代表了民意 ， 排斥一切偏离孔教规定的生活方式的异端 ， 构成了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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