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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全球化浪潮短期无法逆转，“互信网”时代到来？( 三 )

反全球化浪潮短期无法逆转，“互信网”时代到来？
图为托马斯·弗里德曼 。过去 ， 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浅层”的贸易 。 中国购买美国的大豆和飞机 ， 美国购买中国的鞋子和玩具 。 大豆和鞋子之间不会互相沟通 ， 飞机和玩具之间也不会互相对话 ， 所以 ， 这样的贸易是可控的 。如今 ， 中美贸易开始进入一个我们从未到过的领域 ， 双方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开始涉及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 。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 但也会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不安 。 美国人会想 ， 假如我买了一部中国的智能手机 ， 可能意味着我的个人资料会被一家中国公司获取吗？那么 ， 它会用这部手机监控我吗？当然 ， 按照这个思路去反推 ， 中国人也有可能会对美国技术提出同样的疑问 。于是 ， 我们看到 ， 全球化和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 中美两国都在销售能够深入对方社会的技术 ， 但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 ， 无法放心地购买并安装使用这些重要的技术 。 弗里德曼说：“如果能彼此信任 ， 我们可以走得远、走得快 。 但如果没有信任 ， 走远、走快也就无从实现 。 ”在需求、技术和信任这三个影响全球供应链变化的因素中 ， 信任显然是最为重要的 。 信任甚至已经改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本质 。回顾全球化的发展 ， 我们能够看到 ， 最早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互联网” 。 这时候 ， 全球化是一个技术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国家、企业和个人连接起来？怎么把数据用最快、最可靠的方式传输过去？怎么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 发现新的算法？之后 ， 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 我们可以称之为“互利网” 。 这时候 ， 全球化是个经济问题：有哪些机会可以让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企业和人合作？我能不能把生产环节外包出去？我能不能把服务外包出去？我能把产品和服务卖给外国人吗？我能收外国企业的专利费和版权费吗？虽然存在着体制的差异、观点的分歧 ， 但政治和经济问题是可以分割的 ， 连接在全球生产网络上的每一个企业关心的只是赚钱 ， 只要有互利的机会 ， 双方就能达成合作 。如今 ， 全球生产网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 正式演变为“互信网” 。 这时候 ， 全球化会牵扯到政治、文化 ， 甚至是心理问题 。 经济利益无法独自发言 ， 房间里的声音变得更加嘈杂 。 你会不会偷走我的技术 ， 抢走我的工作机会？你的生产过程中有没有让我不舒服的地方 ， 比如 ， 你有没有关心环保和气候变化？你是哪个国家的企业？你有没有尊重我的价值观 ， 甚至你有没有认同我的价值观？你有没有讲我不喜欢的话？技术一旦实现了突破 ， 就不会再出现倒退 。 经济一旦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 ， 就会把根扎得很深 。 唯独信任是反复变化、随风摇摆、境由心生的 。 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 我们又该怎样把全球生产网络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呢？6我们需要新朋友寻找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全球化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 而信任是最脆弱的 ， 你只能先找到“小部落”中达到最低门槛的信任 。 增长停滞、贫富分化、阶层固化 ， 这些社会问题撕裂了全球经济 ， 民粹主义泛滥的速度远比荒漠化的速度更快 。 但是 ， 在一片民粹主义的沙漠之中 ， 依然存在着全球化的绿洲 ， 而这些绿洲连点成线 ， 就是新的丝绸之路 。我在这两年的调研中 ， 隐约看到了一个新物种的出现 。 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 ， 我们可以把他们叫作“全球游民” 。他们关心的是技术和创新会把人类带到什么样的未来 ，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怎样回到过去的假想的“黄金时代” 。 他们好奇、乐观、朝气蓬勃 ， 他们经常跳出常规的思维框架 ， 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 。 他们不受地理的限制 ， 无论是在硅谷的帕洛阿尔托 ， 还是在深圳的南山 ， 无论是在伦敦 ， 还是在上海 ， 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都一样 。 他们的团队往往是跨文化、跨学科的 ， 他们身上有某种特质 ， 你可以在万人丛中一眼识别出来 。 我有时候想 ， 如果我们注定会经历一次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 ， 那么 ， “全球游民”会不会是第一批上岸的鱼？当然 ， 有时候 ， 抱团取暖会让你更焦虑 。 一群相似程度很高的人在一起 ， 哪怕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 ， 也有可能会团结起来犯最愚蠢的错误 。 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中同质性程度更高 ， 也就是说 ， 大家的三观完全一样 ， 那么 ， 他们很可能会过滤掉跟自己不一样的观点 ， 结果就会陷入更极端的观点 ， 而无法形成对整个世界的真实认知 。 在互联网时代 ， 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偏见的减少 ， 相反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偏见 。 于是 ， 你还需要跳出自己熟悉的圈子 ， 走异路 ， 去异地 ， 寻求别样的人们 。这一定是一个充满了挫败感的过程 。不信可以去问问曹德旺 。 2019年8月 ， 一部名为《美国工厂》的纪录片在美国上映 ， 它刻画了中国企业和美国工人之间的文化碰撞 。 该片讲述了美国俄亥俄州一家通用汽车工厂倒闭之后 ， 曹德旺的福耀集团在原址投资建设一座玻璃工厂的故事 。 当地劳工组织极力鼓动工人成立工会 ， 福耀则坚决抵制 。一开始 ， 福耀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 美国工人起来抵制中国式的管理 ， 拿着时薪12.84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0元）的工人追忆着在通用时薪2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5元）的幸福 。 国外的工会是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都不得不面对的陌生势力 。 福耀不得不从头学习如何跟工会组织打交道 。 2017年11月 ， 美国劳资委准备组织一场官方投票 ， 决定是否在福耀成立工会组织 。 福耀一方面给积极工作的员工加薪 ， 另一方面给反劳工组织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08万元） ， 让他们出面 ， 引导工人投反对票 。 最终 ， 在1500多名工人中 ， 868人投票反对 ， 444人投票赞同 。 福耀看起来赢得了胜利 ， 但这场胜利殊无欢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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