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志新锐·评论 | 短篇小说的“锻炼”：互文与行动（赵依）( 二 )
叶迟无意于经营小说情节上的浑圆自足 ， 相反追求将情节放置为一种若有若无、背景式的互文性状态 ， 以此显现心境、切中情怀 。 正如《少年》《少女》的意旨并非要讲述怀抱伤痛的青年们如何在“爱”的主题中经历误会、互舐伤口 ， 而更多是要借助叙事来表现“世上所有的男孩女孩们”的内心世界 ， 同时连接作者、你我和未来所有到访读者们的曲折、颤抖和律动 。 因此 ， 叶迟的小说往往凝聚着浑然的情韵和氛围 ， 跟随难以抑制的抒情的跃动来抵达对象世界和主体自我 。 更为重要的是 ， 少年少女们在青少年时期内心经历的跌宕起伏和扣人心弦 ， 那些想要奔逃却因年少还无法出走的困顿 ， 这些全部的哀愁 ， 一旦他们长大成人便会忘却 ， 或倾向于选择忘却 ， 而当时的抒情画面所描绘的个体通向自我的独特情思和绵长意绪 ， 那些诗意盎然的情感结构 ， 值得在小说的腔调中实现对生活的透视 ， 与人物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 ， 并造就小说时空由外向内又彼此叠加的“万水千山” ， 而这最大限度的留白 ， 亦是完全敞开的可能 。
叙事、行动与完成
“互文性”由法国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都建构得像是由无数引语组成的镶嵌画 。 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 。 ”除了前文所述关于时空、主题、情感、背景等文本镶嵌因子的互文性 ， 单一的小说整体亦往往相互吸收、转换为彼此的阅读前提和先验期待 。
《少女》中 ， 表弟离家出走后归来 ， 在与表哥“我”的对话中讲述了那天观众席中与汪海洋由爱情观的差异引发的争论和推搡 ， 从而引出偶然参与张王飞送生日礼物的故事 。 在对话体中 ， 表弟讲述故事 ， “我”以提问、猜测、评论不断插入 ， 推进小说的叙事 ， 并将隐匿着的作者时时带入 。 如果说行动是“爱”的充要条件 ， 推汪海洋是行动 ， 在红灯区动弹不得、丧失行动 ， 同样也是行动 ， “0代表无 ， 也代表无穷尽” ， 叶迟以少年的性启蒙直逼其对爱的认知 ， 爱的“形式”为何 ， “0”等于“无” ， 有等于没有 ， 得到等于失去 ， 那么失去是否也是爱的形式 ， 而不被爱可否也被确认为其中一例？《少年》中 ， 张王飞的爱的形状已然在《少女》中借表弟之口转述揭晓——三角形 ， 容易受伤 。 不同于对话体那般可随意调动叙事、建构情节、解构情绪乃至暗示另一篇小说情节的便利 ， 叶迟在《少年》中完成着两部短篇小说意欲互相解密的文学设想和美学祈向：以彼此延续作为互相的回答 ， 着重烘托小说的意旨 ， 同时留下某种悬疑……爱的瞬息万变 ， 直觉情感与关系经营的两难 ， 张王飞一直在行动 ， 却离少女愈发遥远 ， 尽管在创作谈中作者延续以和解、相爱的结局 ， 谁又能在如此的行动哲学中获得确知 ， 得到会否突然等同于失去？
在这一点上 ， 《少年》《少女》以哲学层面的思辨精神实现着文学内质上的极高完成度 。 终于 ， 我们在惯常的“青春文学”边界地带发掘到全新的“少年性”及其表现手法 ， 作家对自我意识、独特个性与身份认同的探寻 ， 已然挣脱了青年作家普遍的焦虑情绪和急迫感 ， 沉着践行着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 。
【西湖杂志新锐·评论 | 短篇小说的“锻炼”：互文与行动（赵依）】文学创新的方向和动力 ， 即如《少年》《少女》所映射的多重奇想与特质 ， 既以浸入式的经验做正面强攻 ， 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因对独特和个性的过分坚持而放弃任何开阔的可能 ， 即便是伦理叙事和心理表现 ， 其时空感的无限也接续文学母题的深层超越 ， 呼应着短篇小说艺术结构由简到繁、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的生动历史过程 。 而诚如叶迟所言 ， 短篇小说“锻炼”人 ， 如何在当下锻炼锻造短篇小说 ， 并以此重新唤起人类为艺术地掌握世界做滴水穿石的努力 ， 如果说我“逼迫”叶迟写作也是一种行动 ， 我期待并相信这种行动终能贯穿同代人的文学理想 ， 互持微火、互相点亮 ， 延续为青年精神图谱的某种互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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