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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加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研究

【编者按】本文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参加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主办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格局演变”视频会议上发言整理而成 ， 转载自华中大国研院微信公众号 。 王绍光：加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 ， 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把它比喻成一次黑天鹅事件 ， 但是我的看法是 ， 这次事件绝对不是一件黑天鹅事件 ， 而是比黑天鹅事件更困难的事件 ， 我把它称之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将确定性作为标准来划分 ， 公共决策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确定性 ， 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公共决策 ， 叫做已知的已知 ， 比如前两年比较火的一本书《灰犀牛》 ， 实际上就是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灰犀牛的三个特征概括为 ， 可预见、大概率、影响巨大 。 二是一般性的不确定 ， 绝大部分的公共决策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 就是已知的未知 ， 也是我们说的黑天鹅事件 ， 黑天鹅事件也有三个特征：出乎意料、影响巨大、事后可以解释和预测 ， 这是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采取经验主义的做法 ， 就是把以前已知的东西当成这次未知的因素 ， 比如在这次疫情发生之初 ， 很多人会把这次疫情看成另外一次非典 。 三是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公共决策 ， 叫做未知之未知 ， 就是未知的因素我们至今还不知道 。所以这次的事件既不是灰犀牛事件 ， 也不是黑天鹅 ， 我把它称为“天外来物事件” ， 是我们即使回头都解释不了的东西 ， 具有深度不确定性 ， 最初决策者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决策 。最近几年 ， 国际上有一些学者 ， 包括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些学者 ， 对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做了一些研究 ， 这些研究的初步成果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 在这种条件下最好的策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 具体而言：一要尽快收集、分析关键信息 ， 二要迅速做出决策 ， 三要动态评估决策的代价和收益 ， 四要及时调整决策以减少代价、增加收益 。 这种决策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几种能力：及时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 ， 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 ， 灵巧的监测评估能力和快速的调整转换能力 。 尽管这件事情是未知的未知 ， 如果一个体制有这四项能力 ， 可能应对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 ， 正如一句英文谚语“我们不能引导风向 ， 但是我们可以调转船帆” 。此外 ， 还有一种情况是完全不确定性 ， 完全的未知 ， 不可知的未知 。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只有听天由命了 。回到这次疫情 ， 一开始面临三大不确实性 ， 一是“是”还是“不是” ， 就是要确定是否出现了大流行的疫情 ，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染力比非典高很多 ， 要判断它是不是新病毒 ， 以及传染性有多高、死亡率有多高和致命性有多强等 。 二是封不封城 ， 为了阻断疫情要不要采取极端的措施 。 这次武汉封城在中国历史上 ， 甚至人类的历史上 ， 恐怕都是第一次这么大规模以严峻的手段封城 ， 所以这是极端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三是决定复工还是不复工 ， 中国、武汉包括全球都没有经验可供参考 ， 所以前期中国的决策异常困难 。深度不确定条件下决策有多困难 ， 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 。首先是一般的前线医务人员 ， 他们没法做出判断 ， 比如所谓武汉最早的吹哨者 ， 他们把这次疫情看成另外一次非典 ，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第二 ， 从疫情防控的专门部门来看 ， 其实也没有办法知道 ， 恐怕大家不一定记得在2012年到2013年也出现过一次新冠病毒的危机 ， 就是后来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 早期做出没有人传人或者不会大规模传播是借鉴了那次的经验 ， 这是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 实际上那次的传染性确实不是很强 ， 一直到2015年全球的感染及病亡人数也不是很多 ， 中国是在广东发现的第一例 ， 没有大规模流行起来 。第三从政策研究人员来看 ， 在深度不确定的条件下经常做出的判断都是错误的 ， 2005年出版的《错误的警报——关于流行恐惧症的真相》 ， 美国医疗政策专家指责本国疾控部门多次发出错误的信息 ， 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 到2018年美国还有一档节目叫《为什么病毒难以转化为致命流行病》 ， 它告诉听众 ， 病毒转变为致命流行病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 所以不希望人们过度渲染病毒的可怕 ， 这都是我们早期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条件 。最后是各国的决策制定者 ， 他们要听取前线的医护人员、疾控部门和医疗政策专家的意见 ， 这些人的意见都有不确定性 ， 所以导致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在早期做出非常正确的判断 。回到此次疫情上来 ， 中国早期做出判断时 ， 我们将其定义为“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开始的步伐慢了一点 。 湖北和武汉是在深度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决策 ， 而其他各个省是在一般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所以除了湖北以外各个省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 国外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决策条件已经不是一般不确定性了 ， 而是已知的已知了 ， 是在确定性很大的条件下进行决策 ， 但是仍旧做出错误的决策 ， 表现出他们的决策水平是很差的 ， 所以就决策条件来分析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 。实际上这次疫情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 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30年中 ， 深度不确定性的情况可能会频繁出现 ， 尤其在国际领域 ， 比如中美关系的脱钩 ， 我们当然不愿意 ， 但是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 ， 会不会脱是不确定的 。 再如 ， 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稳定性程度也具有不确定性 。 最近欧美媒体上讨论会不会重新给中国拉起一道“铁幕” ， “铁幕”会不会重新拉起也不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 。 又如我们熟知的气候变化、能源结构、金融危机、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 ， 都属于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 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 尤其值得公共政策研究者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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