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说史传教士眼中至宝,清政府外交利器,“大黄”如何变为政治性商品?( 二 )


在欧洲宗教改革大背景下 , 人们对于理性、科学的认识更加丰富 , 耶稣会本来是西欧国家反对宗教改革的产物 , 但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都是秉承着公正、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中国 。 耶稣会创始人曾经在《宗教法》中规定 , 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等 , 所以来华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 , 全部和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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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教堂
其中关于大黄的记录让众多欧洲国家眼前一亮 , 此时的欧洲人对于这种来自中国的神奇植物十分感兴趣 , 而传教士们则通过第一手的见闻资料传播了更多关于大黄的知识 。 中国医学背景
其次 , 大黄自古以来便是中医学上的常用药材 , 《神农本草经》、《千金方》、《本草纲目》等医学巨著都对大黄的药用价值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 明朝正是我国中医“温病学说”的兴盛时期 , 抗瘟疫药性的“大黄”自然备受重视 。
【燕子说史传教士眼中至宝,清政府外交利器,“大黄”如何变为政治性商品?】另一方面 , 各国传教士对于大黄的研究也各不相同 , 这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于大黄药材的认识 。
明清时期 , 大黄不仅是中医药材 , 也是西医研究的重点 。 随着西医对于大黄研究的逐渐深入 , 它越来越受到欧洲科学家和医学家们的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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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传教士个人原因
最后 , 来华传教士本身对于大黄就十分感兴趣 , 像是卜弥格、巴多明等人 , 他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大黄贸易数目 , 更是将中国大黄的产地摸了个一清二楚 , 并通过书面记载保留了下来 。
就这样 , 大黄从药材的单一属性 , 逐渐演变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贸易对象 , 这一演变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中外贸易的变化 。 “大黄”演变成清政府制约海外诸国的利器
明清时期 , 伴随着大黄贸易的兴起 , “大黄制夷”的政治观念越来越强烈 。 明朝中期 , 时任首辅的桂萼便提出了外夷诸国需求量最大的三种商品:“茶、大黄、麝香” , 说此三物是西番诸国急需之物 , 对于其出口贸易一定要谨慎行事 。
清朝前期 , 大黄更是对外出口的重要商品之一 , 一直被清朝统治者控制 , 成为用以制约海外各国的战略性物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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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萼
从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七年 , 这一时期“大黄制夷”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 清政府曾试图关闭恰克图贸易 , 用以制裁俄罗斯 。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 , 军机大臣和珅、阿桂奉命寄出谕旨 , 下令各内陆关卡及沿海港口严禁出口大黄 。 考虑到陆上走私大黄的猖獗 , 海运定然成为走私的首选 , 所以才有陆海皆禁的政策 。
尽管当时恰克图互市的关闭让俄罗斯短期内大黄流入量下降 , 但大黄带来的巨额利益 , 仍然让人为之疯狂 , 众多商贩不惜触犯法律 , 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走私大黄 。
俄罗斯方面好像也并没有那么着急 , 始终没有向清政府低头 , 这让乾隆很是不解 。
后来 , 乾隆在大臣福康安的奏折中找到了原因 。 福康安认为两广地区的海关税收增加 , 是由于俄罗斯借着皮毛生意为幌子 , 私底下走私大黄 , 谋取暴利 。 于是两广地区开始禁止皮毛进口 , 断绝大黄流入俄罗斯 , 这一举措立刻让俄罗斯乖乖就范 。
不到一年时间 , 俄罗斯便主动请求重开互市 , 进行大黄、茶叶、皮毛贸易 , 以缓解俄罗斯国内对于大黄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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