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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二 )

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水田被用于种植苗木（作者供图）四是部分水田被改为旱地种植（约50亩） 。由于水利体系的被破坏 ， 以及粮食价格的低廉 ， 如今种田不划算 ， 甚至经常会亏本 。 于是农民就将田改为旱地 ， 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 ， 如油菜、芝麻、小麦等 。水田非粮化后 ， 想要重新恢复 ， 就比较困难：首先 ， 姑且不论湖田私人化 ， 一旦挖成鱼池 ， 想要恢复 ， 成本很高；其次 ， 水田被用来建房 ， 已被严重破坏 ， 不可能恢复；再次 ， 种植苗木 ， 既改变土壤性质 ， 也破坏水利体系和田界 ， 即使合同到期 ， 短期内恢复如初也不容易；最后 ， 水田改旱地容易 ， 相反则难 。三、水利体系功能弱化与村民无法耕种农业的命脉在水利 ， 尤其是稻产区 。 “望天收”成为当地种粮户的口头禅 。60年代以来 ， H村就有一套相对健全的水利体系 ， 由泵站和堰塘两部分构成 。泵站是水利体系的主体部分 。 它建于1965年 ， 主要由大型抽水机、机房和主渠道三部分构成 。 前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提供 ， 后者由村庄自筹自建 。 由于地势南高北低 ， 相差约5米 ， 采取了二级抽水设施 。一方面 ， 土壤储水能力不强 。 由于村庄位于山脚下 ， 属于丘陵地貌 ， 水田大多是沙石地 。 土壤结构失衡 ， 缺磷缺钾 ， 板结严重 。另一方面 ， 田块用水差异性巨大 。 由于受地势南高北低的影响 ， 田块高低不平；而且分田到户后 ， 田块细碎化严重 。 即使风调雨顺的年份 ， 都要抽水抗旱 ， 抗旱最长达一个月 。 泵站建成后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 其灌溉范围覆盖整个村庄所有生产队 ， 水路达到两三里路 。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泵站小屋有过修缮 ， 然而水路变狭窄 ， 大型铁管生锈（作者供图）堰塘是水利体系的重要部分 。 村庄大小堰塘约有20余个 ， 在解放前的堰塘的基础上有过清淤与扩大 。 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大型堰塘 ， 面积通常达2—3亩 ， 主要服务于指定的生产队；二是公共堰塘 ， 面积最大有5亩 ， 最小2亩 ， 服务于附近大片两个生产队的水田；三是小型堰塘 ， 面积几分到1亩之间 ， 主要是应激性的 ， 服务于邻近两三亩水田 。堰塘数量不少 ， 再加上防止大旱时出现争夺水源情况的地方性规范 ， 使得H村水田有序用水成为可能 。 为了维持堰塘的蓄水能力 ， 村组两级每年都会组织劳动力清理塘泥 ， 即水利冬修 。堰塘一方面用作直接灌溉的场所 ， 另一方面可作为泵站水路的中转站 。 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份 ， 堰塘的存水在满足农田用水的同时 ， 还能供村民个人自由使用；如果遇到干旱年份 ， 在泵站灌溉结束后能够再次蓄水 ， 应对持续的干旱 。换而言之 ， 堰塘不仅能够减少泵站的使用 ， 降低生产成本 ， 而且能够实现集体组织供水和个人自主供水的有效结合 。这套水利体系 ， 保证了村庄农业生产30多年的稳定丰收 ， 但在2000年其灌溉功能弱化 ， 导致种田的水利条件不足 。 即使上级多次推行过水利项目 ， 水利设施有过一定程度的修缮 ， 但其功能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最初 。大片田地抛荒，中国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水田面积减少 ， 长满杂草（作者供图）从泵站方面看 ， 据干部介绍 ， 2000年左右 ， 泵站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 ， 可看成无意义的摆设 ， 荒废了十几年 。 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种田户大大减少 ， 种田面积减少 ， 灌溉面积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种田户田块的细碎化和分散化 ， 同时水田性质发生变化 ， 原先灌溉的水路都不同程度被损坏 。最终导致的后果是 ， 启动泵站的成本太高 。 在村级无法提供费用补贴的背景下 ， 农户的抽水费用在无形中增加 ， 农户对此非常不满 。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 泵站只是零星使用 ， 大多时候废弃不用 ， 抽水机与泵管都闲置生锈 。从堰塘方面看 ， 其命运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长期未清淤 ， 堰塘塞满淤泥 ， 蓄水能力减弱 。 在集体治理弱化与集体资源不足的背景下 ， 村集体很难组织、发动群众建设清理堰塘 ， 一直存在的冬修水利名存实亡 。二是堰塘的私人化或废置 。 除了若干小型堰塘 ， 大型堰塘基本私人化 ， 用来发展养殖业 ， 主要用于养鱼养虾 。 这一转变使得H村在大旱时就会面临养殖业与农业用水的矛盾 。 此外 ， 公共塘基本废置 ， 无人清理 ， 其灌溉功能也大不如前 。结果是种粮户只能依靠堰塘进行单户的自主灌溉 。 在面对大干旱时 ， 甚至出现争夺水资源的情况 。 这种情况不仅增加种粮户的生产费用 ， 而且极易导致粮食减产 ， 降低种粮户的生产积极性 。如有位农户 ， 2011年种植11亩水田 ， 2013年碰到大旱 ， 稻谷产量从1.2万斤骤降到8000斤 ， 而灌溉费用比以前高一倍 ， 达2000元 。 本村8亩水田产量仅5000斤；邻村4亩水田产量3000斤 。差异的根源在于邻村80年代修建的水库依旧发挥作用 ， 而且雇佣该村一名村民进行管理 ， 以村民组为单位 ， 协调用水 ， 农户按照灌溉面积交一定费用 。 很快2014年该村民退出本村的水田流转 ， 仅仅种自家的水田以及邻村4亩水田 。四、农业的前途、粮食的安全与农业现代化村中中老年人在访谈中透露 ， 他们有很强的种田意愿：一是因为种田并不难 。 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 ， 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 ， 种田简化 。二是收入不低 。 不算自身劳动力 ， 除去成本 ， 每年净收入能达到600元/亩 。三是很有意义 。 种田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 “种田就像照顾小孩 ， 一点也马虎不得 ， 田边密密走 ， 亲戚朋友稀稀行 。 ”在疫情背景下 ， 村民的种田意愿也有所强化 ， 但由于如今无田可种、无法种田 ， 他们的种田行为受到限制 。 如今 ， 买粮成为村庄的共识；若发生极端情况 ， 村民更多寄托希望于国家 。虽然H村仅为个案 ， 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 但我们仍可以反思：如果此类现象普遍化 ， 粮食又由谁来供应？粮食安全如何保证？从全国范围看 ， 7亿小农户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体 。 细分下来 ， 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的小农群体占据绝大多数 ， 主要种自家的2亩水田；少数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 ， 通过土地流转成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根据笔者在多地的调查 ， 与H村的经验类似 ， 他们的种田愿意还是比较强的 ， 但是种田行为却受到不同的限制 ， 如种田条件有限、粮食价格低和社会化服务不足等 。 也就说 ， 不是农民不种田 ， 而是种田的条件等不足 。 而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 ， 一旦农民普遍不种田 ， 粮食安全就难以保证 。有人说 ， 既然农民不种田 ， 让资本来种不就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 ， 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寄托于资本 ， 这方法可靠吗？也有观点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 ， 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 ， 应该消灭 。 这种逻辑是站在资本角度上的 ， 它忽视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条件 ， 忽视了小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 ， 资本的介入最终大多是失败的 ， 最后由于亏损而纷纷退出农业生产 。 即使成功 ， 也多是得益于政府的农业再造 ， 而不是资本的自我发展、自力更生 。 实际上 ， 资本在进入农业的尝试过程中 ， 会面临雇工监督管理、农业市场风险以及劳动成本增加等方面的挑战 。 一旦不成功 ， 就会“开着宝马进来 ， 开着拖拉机走” 。对于资本而言 ， 逐利是首要目的 ， 一旦进入农业 ， 就会分享本身不多的农业剩余 ， 而边缘化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导主体 ， 极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 而且小农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耕种与管理 ， 能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 ， 能够根据农业发展阶段 ， 适度扩大规模 ， 自主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 ， 当前农业现代化 ， 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资本力量去消灭小农 ， 而应实事求是 ， 立足于三农的特点 ， 继续创造各方面的条件 ， 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 时刻将中国的饭碗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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