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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卫所明代卫所的辖区属性及其管理权( 三 )


卫所对人口的独立管理 。 明代实行“配户当差”和“以籍定役”的人口管理和赋役制度 ， 军、民、匠、灶等户类均世袭 ， 其中军户的世袭性更突出 。 卫所军户专有黄册来管理 ， 必要时再编“勾军册” ， 府州县户籍中要开列“州县军户”以别于普通民户 。 因不同的户籍承担不同的差役 ， 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不大相同 ， 比如军户例不得分户 ， 以保障军差的世袭轮替；户籍身份不同 ， 就读的学校、参加科举考试的地点也可能不一样 。 现存极其丰富的明代科举档案（进士题名、碑录、登科录等） ， 大都有户籍类型的清楚标注 ， 军户的数量仅次于民户 。 此外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的《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展示了数量庞大的明代世袭武官群体的官方档案 ， 从中可见中央对卫所户籍管理的水平之高 ， 军户拥有高度的独立性 ， 而围绕军户的管理又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卫所经济管辖权的独立性 。 卫所屯地的官田性质 ， 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变化 ， 虽然军田民佃或私下交易在明后期存在较为普遍 ， 但买卖双方并无合法手续 。 卫所的仓储管理权虽然在明前期就交由附近的府州县代管 ， 但卫仓服务卫所的功能定位并未有大的变动 。 明末 ， 中央仍有明确规定：“卫所在省 ， 则行文于布政司；在直隶 ， 则行文于该府 ， 一切应征钱粮 ， 俱代为转行督催”（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10《覆凤阳卫所屯粮责成该府催解疏》） ， 这里说的就是“代为转代督催” 。 当然 ， 由于军政和行政两大系统互不统属 ， 又要时常发生经济联系 ， 必然会扯皮 ， 军民经济纠纷屡见不鲜 。 例如宁山卫地处北直隶 ， 屯田分散 ， 管理权也多次调整 ， “直隶宁山卫虽设于山西泽州 ， 其军余俱在河南屯住 ， 请仍隶河南管屯官带管 ， 岁纳子粒获嘉、滑县 ， 以便放支”（《明宪宗实录》卷270 ，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辛未） 。 这表明在卫所与府县不同的系统之间 ， 州县渗透到卫所财务中的角色只是“带管” 。
卫所司法权的独立性 。 卫所系统明初设有独立的司法机构 ， 在中央 ， 五军都督府下设有断事司 ， 为正五品 ， 专治五军刑狱 。 随着五军都督府的实际权力下降 ， 断事官在建文时被裁 。 在地方 ， 卫所的司法权长期存在 ， 各卫所设有断事司专理刑狱 ， 另常设有世袭武官担任的镇抚官 ， 负责处理卫所内部的司法诉讼 。 如果军民之间发生了纠纷 ， 两大系统间要协商处理 ， 尤其是当军人侵犯了民户的利益时 ， 不能交给府州县来审判 ， 要经中央批准后 ， 再委托专门的司法官处置（参见张金奎：《明代卫所军户研究》 ， 线装书局2007年 ， 第181～200页） 。 到明中期 ， 随着权兼地方三司的巡抚、总督的派出 ， 以及科道官体系的普遍建立 ， 卫所与州县的司法权逐步合并 ， 但主要是从上而下来调整卫所的司法权 ， 卫所与府州县并行的局面并没有被打破 ， 府州县必须得到授权 ， 方可处理卫所的司法事务 。 明朝中后期 ， 随着内地卫所与附近州县的社会交往日益加深 ， 在军民杂处、高度融合的地方 ， 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与管理出现了军民合一的现象 ， 这是两大管理体系长期并行的新变化（黄忠鑫：《明中后期浙江沿海“军图”初探》 ， 《历史档案》2013年第1期） 。 例如明末浚县知县张肯堂在审判涉及卫所的案件时 ， 仍然需要有相应的授权或委任才可处置 ， 军、民的法律身份差异并没有完全消失 。
卫所对行政事务的独立处置 。 古代 ， 旌表是政府为表彰百姓在引领社会风气某方面的贡献所做的奖励 ， 由各管理部门逐级审查 ， 最终报中央审批 ， 行政程序复杂 。 卫所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 在这一“民政”类事业中也在独立发挥作用 。 在边地的实土卫所 ， 如辽东地区的旌表 ， 均由卫所官奏报完成 ， 嘉靖《辽东志》中有为数不少的旌表 ， 均有“卫上其事 ， 旌表其门”的记载（卷6《人物志·贞烈》） 。 在内地卫所 ， 卫所官负责旌表事宜的记载也屡见不鲜 ， 如武平卫（明属河南都司 ， 治在今安徽亳州）右所副千户金源妻卢氏 ， “年二十三岁 ， 夫亡 。 居丧循理 ， 勤俭纺绩 ， 守节无玷 。 景泰五年 ， 本卫奏 ， 表门闾”（成化《中都志》卷5《贞节》） 。 在广东 ， 嘉靖《南雄府志·贞烈传》记有南雄千户李纯妻叶氏的事迹 ， “年六十余 。 十所军旗上其事 ， 核实三次 ， 未蒙旌表”（嘉靖《南雄府志》下卷《传·贞烈》） 。 到明代中后期 ， 卫所中的儒学官员以及巡抚、巡按等官也参与卫所内的旌表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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