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史说“千年难见黄河清”,清朝为何一直重视治河?(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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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肯花大力气 , 用国库的银两治理河道 , 自然就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 更何况 , 如果不是重新整治 , 每年的小修小补 , 都是治标不治本 , 根本就不能维持多少时间 。 地方官员也只是将治河当成敛财的手段 , 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 。
治河还有一个好处 , 便是能够保证京杭大运河的畅通 , 京杭大运河沟通南北地区 , 沿河两岸商业发达 , 维持畅通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机 , 因而治河能够得到天下的民心 。 清朝中期重视治河被逼无奈?祖宗成法不可变
在古代出于孝文化的影响 , 既“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 可谓孝矣” , 祖宗之法一向被认为不能轻易更改 , 改动则会导致国家的混乱 。 清朝重视河务治理 , 就存在着一定的制度和思想惯性 。 《河南衡家楼新建河神庙碑》中记载 , 嘉庆认为:“予小子敬承大业 , 恪守成规 , 尝恭读皇考圣制文云:河工关系民命 , 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 , 惟遵旨而谬行之 , 其害可胜言哉?煌煌圣训 , 实子子孙孙所应遵守 。 ”
嘉庆接手了乾隆留给他的烂摊子 , 为了维持好清朝的统治 , 能力与资质不都足的他 , 只好埋头史书之中 , 向自己的祖先君主学习 。 不过除去这位爱向前人学习的君主 , 雍正乾隆两位君主对河务的态度 , 也是认定祖宗之法不可变 。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编纂完成 , 雍正发布上谕将其 “奉为法则” 。
此后乾隆一直追其祖康熙皇帝 , 比如六度南巡 , 并强调 “南巡之事 , 莫大于河工” 。 尽管现在有人对乾隆的动机表示怀疑 , 认为他不过做些表面文章 , 但这恰恰说明了乾隆对治河这一“家法”的遵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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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视治河的“家法” , 就连治河的制度 , 在清中期也难以顺应环境而改变 。
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 , 吏部尚书孙嘉淦提出将山东大清河开为减河 , 以缓解南河问题;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 , 具有深厚家学渊源及丰富治河经验的大学士嵇璜主张趁决口之机“令黄河仍归山东故道” , 但这些提议均遭否决 ,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即为“黄流归海之处 , 不惟本朝百数十年未经更改 , 即前代亦不轻议及此 , 其事原属重大” 。
乾隆年间两次朝臣两次提出更改治河制度 , 都被否决 , 祖宗成法不可变早已成为清朝皇帝和朝廷重臣的根深蒂固的想法 。 黄河淤积太严重
清中期 , 黄河淤垫严重 , 溃决频繁 , 整个黄淮运水系再度陷入困境 。 以入海口淤滩情况为例:《续行水金鉴》中记载 , 乾隆初年大学士陈仕倌奏报:“今自关外至二木楼海口且二百八十余里 。 夫以七百余年之久 , 淤滩不过百二十里 , 靳辅至今仅七十余年 , 而淤滩乃至二百八十余里” 。
【浩瀚史说“千年难见黄河清”,清朝为何一直重视治河?】也就是说从关外到二木楼海口二百八十多里的地区 , 已经全部被淤滩所覆盖 。 这只是下游的泥沙堆积 , 中游的泥沙淤积在河道之内 , 导致致使漕运受到极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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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淤积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 黄河两岸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粮食产区 , 并且人口密集 , 泥沙在中下游的淤积形成的上河 , 容易引发决堤 。
黄河之水一旦决堤 , 就必然牵动京城附近饿殍遍野 , 流民遍地 。 这些失去家园与土地的农民 , 犹如一堆木炭 , 只要朝廷一个应对不小心 , 很容易点燃成为燎原之势 , 黄河决堤就是压倒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
还有漕运问题 , 在古代漕运是大宗商品的主要运输方式 , 京城作为政治中心 , 早已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 这样的大都市 , 必然极度依赖外界的生活物资和能源供应 。 粮食、盐 , 税银等物品都是通过漕运送至京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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