璇玑文史明朝“大礼议”事件:嘉靖皇帝夺取明朝最高权力的标志( 二 )



璇玑文史明朝“大礼议”事件:嘉靖皇帝夺取明朝最高权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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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现在朝廷上议论说皇上入嗣接替武宗做了皇上 , 应该把孝宗皇帝当作自己的父亲 , 改口称兴献王做自己的叔父 , 称兴献王妃做自己的叔母的事情 , 这未免和汉定陶王、宋濮王的事一样过于拘泥固执 , 谓为人后者为之子 , 不得复顾其私亲之说耳 。
十一月二十五日 , 张璁以大礼议未定 , 复上疏进《大礼或问》 。
致仕大学士杨一清看后说:“张璁的说法 , 如同圣人 , 不会改变 。 ”
张璁在自己的文章和行为中展现了自己以人为本的政治抱负 , 这对当时深受杨廷和逼迫的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 , 提供了很好的反驳 , 从而张璁也受得嘉靖皇帝的信服和重用 。
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之初便积极任用新的大臣 , 在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势力横行中 , 培养出了一股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 , 在朝堂上有了自己的支持者 , 使自己在大礼议事件之初没有太过被动 , 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
同时以张璁为首的属于嘉靖皇帝的新势力也积极进行土地改革 , 反腐倡廉 , 整顿吏治 , 从某种程度上也帮助嘉靖皇帝提高了其政治地位 , 收回了一部分政治权力 。
2. 重组内阁 , 削弱内阁的权力 , 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
明代内阁最初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机构 , 在“大礼议”之前 , 其权力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 至正嘉之际 , 皇权虚空 , 事实上形成了以内阁为核心的、强有力的官僚行政系统 。 内阁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在此基础上 , 杨廷和内阁带领官僚行政系统在“大礼议”中与世宗皇帝争礼 。 然而 , 伴随着议礼的过程 , 内阁权力以嘉靖三年杨廷和的离任为转折点 , 相对于皇权由强变弱 , 而皇权却由弱到强 。
由此 , 正嘉之际形成的中枢权力结构体势由于杨廷和一派在“大礼议”事件中的失败而未制度化 , 从而使议礼后 , 内阁权力相对于不同的权力阶层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 。 阁臣之间争权夺利 , 不能和衷共济 。
内阁权力相对于皇权 , 权力削弱 , 此种体势一直延续到明亡 。在另一方面 , 内阁相对于行政系统 , 权力则保持着以前的发展态势继续增大 。 但由于内阁始终不是制度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 其对部权之侵引起部院的不满 。
3. 恢复廷筵制度 , 积极与大臣交流 , 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世宗早年在兴献王府时 , 就受过良好的教育 , 其儒学功底十分深厚 , 杨一清曾言:

璇玑文史明朝“大礼议”事件:嘉靖皇帝夺取明朝最高权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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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闻陛下在藩邸时 , 恭穆献皇帝专教之读书 , 令纪善、伴读等诵说经史 , 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 , 一切愉人俱不得在侧 。 ”
因受到大礼议的影响 , 世宗在议礼前期对经筵日讲活动态度消极 , 而嘉靖三年九月始定大礼议以来 , 胜利的世宗也开始改变他的经筵态度 。
嘉靖四年十月 , 给事中郑一鹏上疏论经筵三事 , 于疏中言:“功贵有恒 , 昔敬皇帝御经筵至十二月乃智辍 , 今率十月而辍 , 时未甚寒 , 愿少留圣心 。 "
郑一鹏的建言得到了世宗皇帝的肯定 , 并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讲筵活动 , 正因为之前世宗太长时间不御经筵 。 出现嘉靖五年十月的一次经筵中八百 多名官员失朝的现象 。 “王申 , 上御经筵 , 展书官翰林院编修孙承恩以疾不至 。 具疏引罪 , 命宥之 , 停俸一月 。 是日失朝者八百余人 , 命俱宥之 。 ”
今后的一- 段时间里 , 世宗对经筵表现出了莫大的兴趣 , 也逐渐开始加强自身的学习 , 陆深担任讲官时曾亲眼目睹世宗此时勤御经筵的状况 , 他说:“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 , 寒暑及有故 , 本旨暂免 , 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 , 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 , 上之勤学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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