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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册|【艺术手册】朱康 | 现实的“限度”与“必要的步骤”——《“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政治学( 八 )


所以这些人在集体生产中 ， 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是很难符合生产要求的 。 集体生活的互相鼓舞和互相监督 ， 这是推动他们只许前进不许倒退的主要力量…… 52
这一段就如同是对《“锻炼锻炼”》相关情节的诠释 ， 杨小四所有生产上的安排 ， 所采用的就是“集体生活的互相鼓舞和互相监督”的方式 。 而如果说 ， “光凭已有的政治觉悟”难以指导出“符合生产要求”的行动 ， 那么 ， 以提高“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为目的的“整风大辩论”也就更无法真正产生与当前的生产相“配合”的作用 。 所以《“锻炼锻炼”》不仅将“整风大辩论”设定在“城关一个社里” ， 而且支书王镇海与主任王聚海参观归来也没有任何一句言辞涉及这一“整风大辩论” 。
正是这样 ， 在《“锻炼锻炼”》中 ， 赵树理虽没有改变1957年全民整风在农村推行时的各种元素的配置 ， 但他将“整风与生产”的平面化“结合”拆解与重组成了一种具有纵深感的装置：整风（大辩论）作为遥远的甚至虚化的后景存在 ， 而生产则被突出在前景的位置 。 由此 ， 这部从“反映大跃进现实”退回到“反映现实”的作品 ， 这部从“整风”前进到“整社”的作品 ， 在“整社”中确立了其“现实”的基本形态：相对于整风 ， 它要求其现实“符合生产要求”；相对于大跃进 ， 它要求其现实遵循“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限度” 。 显然 ， 在赵树理那里 ， 以生产作为衡量的基准 ， 整社在整风与大跃进之间 ， 或者说在1957-58年之间 ， 成了农村工作与运动最现实的、最积极的 ， 因此也是最高的形式 。 当赵树理在1958年不断高涨的大跃进氛围中写作关于1957年整社的小说 ， 小说内外的时间距离 ， 是“现实”与“大跃进现实”的距离 ， 同时也是赵树理自身的文学形式与当时整体的社会形势及政治趋势之间的距离 。
对于赵树理来说 ， 大跃进在理论上是对劳动出勤率与农村劳动率的“最高限度”的实现 ， 但在现实中却成为突破“限度”的试验 ， 自此之后 ， “限度”之外便成了农村工作与运动的领域 。 《“锻炼锻炼”》在《火花》发表的当月29日 ，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 人民公社取代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农村生产的组织形式 。 前文提到的赵树理对大跃进的“限度”的界定 ， 正产生于他1958-59年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查 ， 而调查所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赵树理本人产生了写作的危机 。 在1959年8月给陈伯达的信里 ， 赵树理悲观地宣布“写不成小说 ， 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 。53 虽然此后他并没有完全停下小说的写作 ， 但“公社”变成了他无法在写作中克服的难题 。 1966年 ， 他在生前的最后检讨书《回忆历史 ， 认识自己》中写道：
这八年中（公社化前后八年）我的最大错误是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 ， 没有把我们国家在反帝、反修、反右倾的一系列严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生产建设上所取得的不可想象的伟大成绩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上 。 ……这是从前个体农民小手工业者眼光短浅、不识大体的思想意识的表现 。54
“公社化前后”的“这八年” ， 在赵树理被迫做出的违心检讨中变成了自身“思想跟不上政治的主流”的“错误”的“八年” 。 由1966年向前追溯“八年” ， 则“错误”的起点就在1958年 ， 而越过这一起点 ， 则他的“思想”跟得上“政治的主流”的最后的时刻当在1957年 。 将赵树理因为检讨而自我颠倒的判断颠倒过来 ， 再借用赵树理在1959年《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村工作之我见》的概念来重新表述 ， 赵树理所说的不过是 ， 公社化所组织起来的只是一种“限度”之外的“现实” ， 它不仅超过了“劳动出勤率”与“劳动生产率”的“限度” ， 也超过了他本人及他本人所代表的农民的“思想意识”的“限度” 。 在这一意义上 ， 将《“锻炼锻炼”》与《回忆历史 ， 认识自己》放在一起对读 ， 也许可以推演出这样一幅图形：在赵树理那里 ， 他所经历的从1949到1966年之间的历史构成了一条抛物线 ， 而1957年 ， 尤其是1957年的“整社” ， 是这个抛物线的最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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