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明代“倭乱”的终结者 不只戚家军 更是开海禁( 二 )
早在宋元时期 ， 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 但这一局面随着明朝的建立戛然而止了 。 洪武四年 ， 朱元璋便下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 十年之后 ， 明太祖再次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 并亲令将贸易大港明州改为宁波 ， 冀望海疆能够海定波宁 。 非但朱元璋在世时三令五申海禁之令 ， 曾经大规模派遣郑和统帅船队进行远洋航行的明成祖 ， 在《即位诏》中就宣布：“缘（沿）海军民人等 ， 近年以来 ， 往往私自下番 ， 交通外国 ， 今后不许 。 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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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形势
于是 ， “海禁”政策作为历代明帝不敢轻易的“祖宗旧制” ， 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 《大明律》明文规定 ， “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 ， 将带违禁货物下海 ， 前往番国买卖” ， 主犯比照“谋叛”斩首！严刑峻法无法掩盖帝王色厉内荏的内心 ， 对于陌生的海洋 ， 出身淮泗农家的皇帝只感到恐惧 。 朱元璋自承 ， “朕以海道可通外邦 ， 故尝禁其往来” 。 在西方官民协力的大航海时代 ， 大明朝廷却在费尽心机来阻止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向外发展 ， 而民间贸易势力为争得海外贸易的权益 ， 亦不得不首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反抗海禁政策的斗争 。 嘉靖年间 ， 海禁之令变本加厉 。 1547年 ， 巡按浙江御史裴绅（山西人）居然上奏严禁出海捕鱼打柴 ， 甚至毫无人性地声称“人民虽失山泽之利 ， 地方实免杀戮之苦” 。 而兵部竟允行此议 ， 无异于朝廷已视东南子民为草芥 。 随着两者对立的陡然激化 ， 一场震动海疆的“倭乱”便接踵而至了：“数千里间受其茶毒 ， 所焚劫子女、金帛、庐舍以数万计 ， 所杀将、吏、民以数千计 ， 所陷城邑、卫所、乡镇以数十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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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描绘的倭寇形象
时人已觉察到这一时期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海商（海盗） 。 南京御史屠仲律（嘉兴人）就直言 ， “海贼称乱 ， 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之二 ， 宁（波）、绍（兴）人十之五 ， 漳（州）、泉（州）、福（州）人十之九 ， 虽既称倭夷 ， 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 。 虽然这里面的比例有点莫名其妙 ， 却也道出倭寇的真相 。 唐枢（湖州人）更是说 ， “寇与商同是人 ， 市通则寇转为商 ， 市禁则商转为寇” 。 东南沿海本就人多地少 ， 破产农民迫于衣食只能下海“通番” 。 既有“海禁” ， 自然也就有了“反海禁” 。 违禁经营海外贸易的商民不惜铤而走险 ， 走上了武装走私的道路 ， 沦为海盗（“寇”） 。 嘉靖年间厉行海禁结果是禁之愈严 ， 盗起愈烈 ， “片板不许下海 ， 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 ， 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 海禁与“倭患”竟成恶性循环 ， 实在是高压政策下的时代悲剧 。
平息倭乱的隆庆开关
不少有识之士已发现这场得不偿失的抗倭战争正是“海禁”种下的恶果 ， 上海虽然不是倭患重灾区 ， 徐光启也感叹“譬如积水于此 ， 不得不通” 。 正是由于海禁政策严重违背了濒海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 致使“海滨人人皆贼” ， 更令统治者有诛不胜诛之感 。 曾指挥平“倭”战争的胡宗宪悲叹：“迩年苏（州府）、松（江府）、两浙连遭倭患 ， 旧贼未及除 ， 而新贼继至 。 协从未及招 ， 而附者日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