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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日报社举行民法典小程序上线仪式暨民法典＂三人谈＂活动( 二 )


冯小光:15年前,我找王利明老师就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征求意见的时候,王老师曾送我一本书——《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自己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民法典出台能够梦想成真,还是只是法律实务界或者法学家的一种理想和信念 。昨天,梦想成真了,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我1986年本科毕业后就在最高人民法院从事民事审判实务工作,最近由民事审判转行做民事检察工作,都是民事司法实务部门 。实务部门的同志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一样,对民法典的期盼都怀着非常热切的心情,这部民法典确实是几代人的梦想 。从企业、个人来讲,民法典也是安身立命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典 。比如,从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民间借贷;从民事检察的角度来讲,民间借贷案件占整个民事检察受案数量的30% 。就民间借贷而言,大部分确属正常的资金融通行为,但是,也存在藏污纳垢的问题,比如层层嵌套式的体外循环,这种违规行为也多表现为民间借贷,实际上有高利转贷的意思 。其他的还有校园贷、高利贷等,所以说经济生活总比法律要复杂,很多案件本身就是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关系伴生的 。这次在民法典中专门规定了禁止高利放贷,我觉得,它写在总则里不仅是一个条文,更是一个导向,追求的是一个秩序,是一种法律精神 。民法典里面这样的内容很多,必将为引导经济社会秩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民法典历史上曾几度启动编纂,又因时机不成熟而一度搁浅,请问过往的民事立法、司法活动为当下出台的民法典奠定了哪些法律和实践基础? 
王利明:“编纂民法典”这5个字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之后,民法典编纂进入快车道 。从十八届四中全会算起,民法典是5年磨一剑,但如果从1954年第一次编纂民法典算起,可以说是66年磨一剑 。 
为什么从1954年到1986年民法通则制定前,数次编纂民法典都最终中断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条件不成熟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才能产生,那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客观上民法基本的规则难以产生,即使写出来也难以发挥作用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为民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但是,前4次编纂民法典对今天民法典编纂是有价值的,很多条款都吸纳进了1986年民法通则,而民法通则又为今天的民法典编纂奠定了良好基础 。比如,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中专门规定了人身权,用多个条款来规定人格权保护,为今天人格权独立成编奠定了坚实基础,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和民法通则的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最初的立法根据就是来自于民法通则 。 
所以,民法典编纂虽然从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加快了推进速度,但是新中国整个民法典的制定历程还是应该从1954年算起,应该说是66年磨一剑,到今天方成正果 。 
王轶:的确,这次民法典的编纂和民法通则、此前的民事单行法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民法典编撰过程关于立法技术的若干重大争议,大多可以追溯到民法通则 。比如,民法典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独立的人格权编?我认为,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本身是个立法技术问题,不是哪个对哪个错的问题,而是哪种方案更能够实现立法者预设的立法目标,更吻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有的法律传统 。如果不是在民法通则第5章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中,把人身权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并身而立,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争议也不会这样激烈 。恰恰是民法通则这样的安排,塑造了中国在立法技术上的法律传统,对人身权作出了跟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法典不一样的编排体例安排 。 
再如,围绕着违约行为形态体系的争议——“到底履行不能是不是违约行为形态的一种” 。我在备考博士时对于王老师的一篇文章“论履行不能”中,履行不能不是违约行为形态的一种的观点非常不理解 。后来终于读懂了,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违约行为的形态体系,从一开始就跟德国民法、日本民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履行迟延和他们的履行迟延完全是两个语境下的词语 。这次进行民法典编纂,违约行为形态体系的设计同样会受到民法通则所确立的违约行为形态体系的影响 。还有,关于侵权法从债法中独立出来以及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来自于我们的民法通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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