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方|术中突现并发症,院方没做到这点,被判300万赔偿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术中突现并发症 , 院方没做到这点 , 被判300万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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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并发症纠纷 , 一个如影随形的梦魇
从一个标的300万的案例说起
2017年7月24号 , 武某因“头痛伴视力减退一月余” , 入北京某医院住院诊治 , 术前诊断为左侧侧脑室脑膜瘤 , 7月27日行“右侧颞顶入路、右侧脑室肿瘤切除术” , 术中发生术区对侧脑出血、脑疝 , 术后患者深昏迷至今 。
患方起诉后 , 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认为 , 患者入院前的头颅核磁示颅内占位病变 , 其表现是右侧脑室三角区可见大小约5×4×3厘米占位 , 右侧脑室扩张 , 中线向左侧移位 , 左侧侧脑室及右侧侧脑室额部受压变形 , 脑干受压移位 , 说明患者肿瘤体积较大 , 颅压高 , 占位效应明显 , 已导致颅内解剖结构异常 , 提示脑膜瘤切除术中存在脑膨出和减压性出血的可能 。
鉴定认为此情况应该使用“小硬脑膜窗口显露策略” , 该方法可以充分发挥硬脑膜抵御压力的天然屏障作用 , 在切除肿瘤的同时 , 可缓慢地降低颅内压 , 从而防止术中急性脑膨出和减压性出血 , 该手术方法已在临床实践中得以应用 , 并取得了理想效果 。
同时鉴定意见认为 , 纵观手术记录 , 虽然患者经脱水降颅压 , 但颅内压只是略有好转 , 改善不明显 , 仍存在高颅压等脑膨出先兆表现 。 医方给予“十字型剪开硬膜翻开” , 说明医方并未在存在脑膨出先兆表现时 , 采取小硬脑膜窗口显露的方式 , 而是直接十字形剪开硬膜 , 并翻开 。 上述情况说明被鉴定人脑肿瘤体积较大 , 占位效应明显 , 术中存在明显的颅压增高表现 。 在此情况下 , 院方术式一次性大面积暴露硬脑膜 , 此举造成颅内压突然下降 , 造成了术区对侧减压性出血的严重并发症 。
因此鉴定意见认为 , 医院存在手术方式选择不当的过错 , 认为和疾病在损害后果中存在共同作用(40%-60%的责任比例) 。 因患者是33岁的青年人 , 术后植物生存状态 , 伤残等级一级 , 加上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项目 ,医院最终支付了患方300万左右的赔偿金 。
发生手术并发症 , 在法律上医方到底该不该负责?
并发症是一个复杂的临床医学概念 。
学者对并发症的发生原因 , 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形的总结:
- 一种情形是指一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引起另一种疾病或症状的发生 , 后者即为前者的并发症 , 如消化性溃疡可能有幽门梗阻、胃穿孔或大出血等并发症 。
- 另一种情形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 , 病人因自身疾病采取必要的诊疗措施 , 而合并发生了与这种疾病有关的另一种或几种疾病 。
手术并发症发生后 , 医疗机构到底负不负法律责任呢?进一步说 , 手术同意书告知过患方相关风险 , 医院就可以免责吗?并不是 。
签署了手术同意书 , 告知了患方相关风险 , 只能说医院尽到了对患方的风险告知义务 , 还不是免责或无责的全部条件 。 具体来说 , 医院在手术之前 , 对手术并发症所履行的法定义务 , 包括以下4各方面 。
1、风险预见义务
手术并发症一般情况下是可以预见的 , 如甲状腺手术可能会损伤喉返神经 。 如果应当预见而未能预见到并发症的发生 , 则说明医务人员未能尽到结果预见义务而构成医疗过错 。
但是根据现有医学水平难以预见的、或试验性诊疗技术下某些难以预见的并发症等 , 这些特殊情形除外 。
2、风险告知义务
预见到相关并发症风险后 , 医方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替代治疗方案、可能的医疗风险和手术并发症等如实告知患方 。
如未能尽到此义务 , 则可能被认定违反了法定的告知义务而构成医疗过错 。 从证据学角度 , 建议采用书面告知为宜 。
3.风险回避义务
在意识到相关风险和并发症、并如实告知患方后 , 医务人员还要根据诊疗规范和其专业技能 , 采取必要的防御性诊疗措施 , 尽力避免相关并发症和不良后果的发生 。
4.医疗救治义务
救治义务是指 , 无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手术并发症和不良后果的发生 , 医务人员均应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 , 以防止损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 。
在本文开头我们的案例中 , 医方抗辩说告知过患者相关“出血”的手术并发症 , 但是患方认为没有告知“术区对侧出血”的风险 , 以为仅仅是“术区出血”(即患方认为医方未尽到风险预见、风险告知义务) 。
另外 , 即便是本案医方的告知不存在问题 , 根据鉴定意见 , 医方没有选择适当的术式(没有履行风险回避义务) , 导致患者损害后果 , 因此导致其最终承担了300万元的损害赔偿责任 。
解决之道:医患沟通的道与术
1、医患沟通之“术”
这里的“术” , 当然的是指医疗机构和医师的“技术” , 即对目前现有诊疗技术的掌握 。
如果医方知识陈旧落后 , 达不到我国目前应有的医疗水平和诊疗规范的要求 , 就从根本上达不到保障患者安全的要求 , 也就缺失了通过口头和书面等多种形式 , 包括和患者沟通病情、医疗措施、替代治疗方案、医疗风险和手术并发症等“术”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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