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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迎第三次正式修订！著作权法草案相关话题热度不减( 二 )


李明德同样建议，将“智力成果”改为“智力表达” 。在李明德看来，作品最核心的是两个要素，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具有独创性，现在独创性有了，还差表达 。
来自司法领域的专家对“作品”的定义也抱有疑问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判长秦元明说，草案虽然新增对作品定义的规定，但就是否可以直接使用此定义对未明确列举的作品类型加以保护，法条并未加以明确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宋健提出，对于作品定义的规定应当化繁从简，只需要坚持“独创性”和“构成作者的表达”这两个要件，草案对于作品的规定确实没有解决作品类型开放性的问题 。
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也注意到，草案仍没有解决作品类型封闭性和开放性之争的问题 。此外，草案用“视听作品”取代了原来的“电影和类电作品”，原意是希望解决“固定性”和“独创性”给网络游戏画面、体育赛事画面带来的作品属性认定困难的问题 。但草案同时规定了“视听作品”“录像制品”，这就使得以上争议将会继续存在，后续需在人大立法释义、实施条例中予以解决 。

广播组织权被扩张
有损著作权人权利
作为著作权内容之一的“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引发了热议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卢海君毫不讳言地说：“草案第四十五条对广播组织权的修改不符合著作权理论的基本要求，也与产业实践的发展相违背 。一方面，草案将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对象由原来的‘广播、电视’修改为‘载有节目的信号’，颠覆了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仅限于内容表达而非技术载体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草案将之前的‘禁止权’修改为‘许可权’，并新增‘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将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
卢海君认为，新增规定使得广播组织在无需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情况下，仅凭广播权便可以在网络环境下传播作品，不仅破坏了既有的著作权财产权体系建构，实质性地限制了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和价值，还扰乱了正常的产业实践和市场预期，使得之前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被授权方的权利价值受到极大贬损，难以获得预期回报 。
华东政法大学龙文懋教授也认为，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对象修改为物质性的“载有节目的信号”，突破了著作权客体保护的底线思维，打乱了物权法和著作权法之间的客体保护界限 。“信号具有稍纵即逝的基本特征，无法复制、录制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 。”
龙文懋说，“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过分扩张了广播组织的权利范围 。实践中，广播组织可能存在创作者、制作者和传播者三种角色，前两种角色的保护依靠的是作品的权利、录像制品制作者的权利来加以保护 。而广播组织者权仅仅保护的是广播组织作为传播者时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仅仅应当包括“首播权”，即对于首次广播的转播权 。
中山大学教授李扬指出，将“载有节目的信号”纳入保护范围不符合著作权法的理论认知，扩充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也与行业实践不符 。李扬强调，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类和物权不同，属于法定权利，是人为创造的排他性权利 。“我们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必须谨慎，因为立法的偏差将直接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产生极大影响 。”
草案新增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也受到多名专家的关注 。根据草案，著作权法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下列情形可以避开技术措施，但不得向他人提供避开技术措施的技术、装置或者部件，不得侵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向少数教学、科研人员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载有节目的信号，而该作品、版式设计、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载有节目的信号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二)不以营利为目的，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而该作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三)国家机关依照行政、司法程序执行公务；(四)对计算机及其系统或者网络的安全性能进行测试；(五)进行加密研究或者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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