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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迎第三次正式修订！著作权法草案相关话题热度不减( 三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提出，“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改应当反映新兴技术发展的要求，促进文化产业的转换运营，避免粗线条立法技术 。上述规定中有很多问题仍值得思考 。例如，对于第1项“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规定，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是否应当删除“基于欣赏的目的” 。“因为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免费欣赏作品变得十分便捷，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著作权人作品的市场价值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亓蕾认为，草案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定增强了实践中法条适用的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草案未采纳“合理使用”适用的兜底条款，限制了法院对适用情形的扩张裁判；明确了“三步检验法”是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判断；规定“三步检验法”是对于12项具体列举情形的考量标准 。未来草案修订，应当注意立法语言的规范并防止修法过程中的制度信息丢失 。同时，对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的规定”仍有待完善，因为阅读障碍者是一个医学判定词概念而非法律词汇，法官对此难以作出合理认定 。
权利滥用易遭误解
宽泛条款适用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法，在本次修订中增加了“不得滥用权利影响作品传播”的规定，并辅之以配套的处罚条款 。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丛立先认为，通过行政执法规制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缺乏立论基础 。首先，著作权滥用条款本质上是对于著作权的限制，但既有规则体系中已经有更为成熟和可行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制度，无需额外规定这个抽象条款 。其次，纵观世界各国立法，都没有这种规定，这一修改容易造成国内法和域外法以及国际条约的冲突 。最后，著作权行使本质上还是一个私法问题，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由当事人加以约定，“直接引入行政执法和处罚不具有科学性，行政机关面对民事权利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琛直言，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立法重点的偏移，引发社会公众的误解 。当前我国的现实应当是应对不断严重的著作权侵权事实，加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而非限制著作权的行使 。对于著作权行使的规制应当首先在私法框架内加以解决，草案跳过私法规则，直接配套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具体罚则，并不合理 。作为知识产权中最可能存在权利滥用的专利权，现行法也只是规定了作为民事规则的“强制许可制度”，并未涉及行政处罚规定 。
权利滥用条款及其配套罚则容易“扬行政执法之短” 。“行政部门的长处是在对具体问题的技术性认定上，而非对著作权合理行使这一复杂的法律问题的判断之上 。”李琛提醒，必须警惕“权利滥用”实际上最容易被滥用 。
清华大学副教授崔国斌认为，对于权利滥用及其配套罚则的规定不具有合理性 。现实中，并不存在大量的“著作权人滥用权利影响作品的正常传播”的案例，因此这不是著作权法修订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
“即使存在著作权滥用损害竞争利益的问题，也应当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的规定 。如果著作权法一定要回应竞争法上的关切，那应该给一个特别具体的立法条款，有效约束行政机关的裁量权，这才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 。”在崔国斌看来，过于宽泛的著作权权利滥用条款几乎不会存在适用的空间，配套且罚则内容也过于严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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