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中国|官场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镜像( 二 )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 ， 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作品 。 “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 ， 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 ， 只是“客观”地呈现 ， 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 ， 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 。 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 ， 二是首长 ， 三是老板 。 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 ， 你叫他老板 ， 他可能非常反感 ， 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 ， 贬低了他的身份 。 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 ， 你叫他书记 ， 显得太公事公办 ， 叫他首长 ， 显得太隔膜 ， 叫老板 ， 就亲切 。 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 ， 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 ， 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 ， 肯定好过别的 。 相反 ， 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 ， 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 ， 肯定叫官职比较好 。 ”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 ， 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 。
权力大小成为评判人物主要标准
记：王跃文先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官场小说家 ， 他认为这是一种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 。 官场小说这称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 但在此之前 ， 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 ， 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 。 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 ， 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
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 ，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权力的争夺 ， 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 ， 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 ， 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 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 ， 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争斗 。 但是 ， 在这里 ，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 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权力斗争的“因素” ， 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 ， 这些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并没有得到突显 ， 甚至很难让人察觉到 。 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 ， 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斗争 ， 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 ， 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 ， 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 ， 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 。 在双方的争斗中 ， 虽然存在权力斗争 ， 但权力斗争是依附于思想斗争与观念斗争的 ， 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
记:官场小说与当初的“改革文学”还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来看 ， 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 ， 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 。 《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 ， 《新星》中的李向南 ， 《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 ， 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 他们敢想敢做 ， 勇担重任 ， 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 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 ， 收获了爱情 。 其中的优秀人物 ， 比如李向南 ， 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 。 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 ， 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 ， 还是唐小舟、侯卫东 ， 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 ， 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 ， 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 。 在官场小说中 ， 权力或能力的大小 ， 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 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
在“改革文学”中 ， 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 ， 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 ， 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 ， 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 ， 较少有阴谋诡计 。 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则不同 ， 首先斗争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斗争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 ， 其中不乏阴谋 ， 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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