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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000年前的中国就开始与西方交流——以红山系列文化石构墓葬与人形雕塑为例( 二 )


到了距今约55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 ， 山上积石为冢、冢上陈列神主圣像并以石质容器作为祭祀用具的古老礼俗仍在传承 。如在建平牛河梁、朝阳半拉山和敖汉草帽山等积石冢墓地遗址 ， 均发现有数量丰富、类型多样的神主圣像 ， 而在牛河梁积石冢群的中心位置 ， 还出现了建造在遗址最高点的大型广场和众神济济的神庙遗存 。此间的石质容器 ， 则见有那斯台遗址出土品和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的收藏品 。迹象表明 ，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晚期 ， 在长达3000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 ， 反映在石构墓葬、石质容器和墓上陈列人形圣像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 始终不绝如缕 ， 未曾中断 。
一应俱全的正坐雕塑
所谓“正坐” ， 是指正规社交场合中采用的庄重恭敬的礼仪坐姿 。在传统的知识体系中 ， 中国古代流行的正坐体相 ， 包括屈膝跪坐、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三种形式 。
以往的研究 ， 论者皆谓商周以降 ， 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正坐体相 ， 经历了一个由跪坐到高坐和盘坐的过程 。具体说来 ， 跪坐源于中国本土 ， 最早出现在商代 。上起商周 ， 下迄汉魏 ， 古人在祭祀、朝会、宴飨等官方礼仪场合 ， 乃至民间日常交往中的正坐体相均为跪坐 。高坐和盘坐皆为由西方传入的“胡坐” 。战国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之后 ， 随着胡床的传入 ， 中国方始出现垂脚高坐之俗 ， 但在汉代以前 ， 只有马扎式的胡床 ， 始终没有椅式坐具 。汉唐以降 ， 随着佛教的东来和椅子的传入 ， 传统的跪坐习俗渐被放弃 ， 代之而兴的是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 。但近年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却无可辩驳地确切证明 ， 上述三种形式的正坐体相 ， 早在5000多年以前的红山文化时期 ， 就曾长期流行于中国北方的辽西地区 。不仅如此 ， 带有高靠背的椅式坐具 ， 也同时出现在红山文化社会 。
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正坐造像已有16件 ， 均为红山文化晚期遗物 ， 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 。其中盘坐造像10件 ， 分别出土于牛河梁、东山嘴和兴隆沟 ， 而以兴隆沟发现的整身陶塑形体最为完整 。高坐造像5件 ， 其中3件分别出土于东山嘴和那斯台 。另外两件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赤峰博物馆收藏的征集品 。其中赤峰博物馆收藏的是一件倚坐在高靠背座椅上的圆雕石像 ， 两手合拢交握于腹前 ， 双脚平放于座椅下方加装的底部托板之上 。跪坐造像仅见一例 ， 出土于那斯台 ， 为一件制作精细的小型圆雕石像 ， 其基本造型特点是上身挺直 ， 双膝及小腿附着于圆形坐垫（席）之上 。这种跪坐造型 ， 与经常发现于殷墟遗址的商代跪坐形象高度相似 。从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十分密切的内在渊源关系 。
红山文化正坐造像的大量发现 ， 直接对以往看似天经地义的成说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与冲击 ， 与此同时 ， 也带给我们诸多新的启示：
首先 ， 这三种红山文化正坐雕塑的批量发现 ， 一方面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 ， 早在商朝建立的2000多年以前 ， 带有中国传统礼制文明因素的跪坐造像 ， 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辽西一带 ， 后来经过夏以后的多次整合 ， 最终定型为商周秦汉之际的标准礼容体相；另一方面也确切地证明远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佛教传入中国的3000多年以前 ， 垂脚高坐和屈腿盘坐的正坐礼俗 ， 以及类似于“胡床”的无靠背坐具和带有靠背的椅式坐具 ， 均同时在中国北方的辽西一带客观存在并长期流行 。
其次 ， 红山文化高坐和盘坐造像 ， 既不见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之外的其他史前遗存 ， 也不见于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时期 ， 但在西亚、北非年代大体相当的古代雕塑遗存中 ， 却十分盛行 。如乌尔王陵出土的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马赛克风格镶嵌饰板上的国王高坐宴饮图案、古埃及古王国早期的左塞王圆雕高坐石像和古王国中期的圆雕盘坐书吏石像 ， 均属世界知名的艺术珍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 在乌尔王朝镶嵌饰板与古埃及左塞王雕像所见高靠背座椅的下方 ， 均见加装有放置双脚的底部托板 ， 这一点与赤峰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同类藏品的设计理念与实用功能 ， 异曲同工 ， 如出一辙 。可以肯定 ， 这种高度契合绝非偶然的巧合 ， 其背后的成因机制 ， 自然是被历史尘埃长期湮没的亚非洲大陆东西之间的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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